我原本估计只有五到十个人会来，结果戏院爆满。他们问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名红着脸，结结巴巴的男孩——平常应该很安静的那种小孩一问：“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帮助动物？”他是未来的主人公，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的艺术都是关于苦难和爱情的，但不包括所有生物，只有人类。我们不愿降贵纡尊，动物和植物是另一个世界。在切尔诺贝利，人类不在乎其他生物。
我四处打听，得知事故刚发生后的几个月，有人提出让动物随人一起疏散的计划。但是怎么实行？你怎么安置它们？好吧，也许你可以迁走地上的动物，但是在土里的虫子和蚯蚓呢？天空的动物呢？你如何撤离鸽子或麻雀？你怎么安置它们？我们没办法提供它们必要的信息，那也是哲学上的难题，我们的思想在那里发生了变革。
我想拍摄一部叫《人质》的影片，和动物有关。奇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和动物、树木、鸟类变得更亲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些年来，我到隔离区，看到野猪或麋鹿跳出废弃的房子，那就是我拍摄的画面。我要拍一部影片，从动物的角度检视一切。
“你在拍什么？”有人对我说，“看看你周围吧，车臣在打仗。”但是圣方济各对鸟儿讲道，平等地和它们说话。如果鸟儿用鸟语和他交谈，会不会感到委屈，因为自己是鸟儿，不是他？
——谢尔盖·
委员会，里面只剩一名叫作娜斯佳的女人，拿着拖把走来走去，所有人都跑了。一个导演有一大沓证书，证明他去过哪里，拍摄过什么影片。他是英雄！
我的脑海里有一部很长很长的电影，那是我没有制作的影片，有很多集。（沉默）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
有一次我们随同士兵去一间小屋，一名老太太住在里面。
“好了，婆婆，我们走吧。”
“没问题。”
“好，婆婆，那就收拾一下行李。”
我们在外面抽烟等待。老太太抱着一尊圣像、一只猫和一个小包袱走出来，她只带那些东西。
“婆婆，规定不能带猫，它的毛有辐射。”
“不行，没有猫我不走。我怎么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留下来，它是我的家人。”
影片就从这里开始——老太太，还有那棵没有味道的苹果树。现在我只拍摄动物。有一次，我把切尔诺贝利的影片放给小孩看，大家都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不需要看那些东西。”孩子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他们的血液在改变，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