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过，因为我无法替拍摄团队争取到任何好处。其中一个人需要公寓，我去找工会委员会：“帮帮忙吧，我们在隔离区待了六个月，应该给我们补贴。”
他们说：“好吧，把你们的证书带来，我需要证书，上面要有印章。”
我们去隔离区的区域
！现在讲起来很好笑，但是我走向工作室时，一路上都担心我打开门会看到他们在举办告别仪式，墙上挂着我的照片，然后又荒谬地想：“他们从哪里找来我的照片？人力资源部？”
传言是怎么出现的？我想是因为事件规模和受害人数不成正比。例如库尔斯克会战，死了好几千人，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里，一开始只死了大概七名消防队员，后来又多了几个，但是之后的说法就太抽象了，我们无法理解——“几代人后”“永远”“没事”，所以传闻就出现了：三头鸟，鸡啄死狐狸，无毛刺猬，等等。
后来他们又要派人去隔离区，一名摄影师拿了医师证明，说他有溃疡，不能去，另一个在度假。他们把我叫去，说：“你得再去一次。”
“但是我才刚回来。”
“你已经去过了，所以对你来说没什么差别，而且你已经有小孩，其他人都还年轻。”
搞什么，也许我想生五六个小孩！他们开始对我施压，例如说：“我们马上要重新评估薪水，你有这个资历就可以加薪。”
那是既悲哀又可笑的故事，我几乎记不得了。
我曾拍摄待过集中营的人，他们都尽量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了解那种感觉，聚在一起回想战争，会有些不自在。共同经历过那种屈辱，目睹过人在最恶劣情况下是什么模样的人，会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不太想讲我在切尔诺贝利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义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在极端状态下，人的表现不会像书里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有大有小。我的心里有一些画面：集体农场的主席要两辆车，因为他得运送家人和所有衣服家具，所以党部也要一辆车，这样才公平。而同时，他们好几天都找不到汽车运送托儿所的一群小孩。
两辆车都塞不下主席的所有家当，包括三升果酱和泡菜罐，我看着他们打包，却没有拍下来。（突然笑了起来）我们到店里买了香肠和罐头，却不敢吃，又不想扔掉，就一直放在车上。（变得严肃）我发现世界末日时，邪恶的机制也照样运作，人们仍然说三道四，拍大官马屁，大官带着他的电视机和丑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