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玛丽洛尔一起坐着的时候，她总是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她气喘吁吁地花很长时间才能把饭端到五层艾蒂安的房间。几乎每天早上，她在大家还睡着的时候烤蛋糕；上午，她叼着烟进城，给病人或无依无靠的人送蛋糕和热汤，父亲则在楼上做模型：打磨、钉钉、切割、测量，一天比一天急于求成，好像知道大限将至。
他们仍然没回巴黎。她还是不能出门。玛丽洛尔每天在艾蒂安的房子里数着天数过日子。一百二十天。一百二十一天。她琢磨着阁楼里的发射机，它怎么把爷爷的声音送过大海——以一块在你家炉子里烧得红彤彤的煤为例——像达尔文从普利茅斯湾到佛得角，到巴塔哥尼亚再到福克兰群岛一样乘风破浪、跨越国界呢？
她问父亲：“是不是只要你做完模型我就可以出去？”
他没有停下手里的打磨。
马内科太太的客人在厨房里讲的故事匪夷所思，让人难以置信。几十年没联系的巴黎表亲写信来要公鸡、火腿和母鸡。牙医在利用邮递员销售红酒。香料商把宰好的羊肉装箱，坐火车运到巴黎卖，获得了巨额利润。
圣马洛的人开始习惯锁门、存粮、囤肉。松露巧克力没有了。起泡酒没有了。没有目光交流，没有街边闲谈。没有日光浴，没有歌声，没有情侣晚间在城墙上漫步——不是明文规定，但和写在纸上没什么两样。大西洋来的寒风吹得天旋地转。艾蒂安把自己幽闭在他哥哥的房间里，玛丽洛尔在他的书房里，抚摸那些贝壳，把它们按照大小、种类和形状排队，她反复检查它们的顺序，保证一个也没放错，借此打发没完没了下了好几个小时的雨。
真的出去半个小时也不行吗？牵着爸爸的手也不行吗？每次爸爸拒绝她的时候，总有个声音在她的脑子里回响：他们可能会先带走盲女，然后才是瘸子。
让她们不停地干活儿。
城墙外，几只军用快艇来回巡视；亚麻被打捆、装船，然后编成绳索、缆绳或者降落伞带；海鸥丢下了牡蛎和蚌壳；玛丽洛尔被房顶上突然的响动吓得从床上一跃而起。市长宣布了新的税收，马内科太太的朋友抱怨说市长出卖了他们，他们需要一个铁腕的人，但是又有人问：“市长能做什么呢？”大家开始像鸵鸟一样过日子。
“我们要把头埋进沙子里吗，夫人？他们藏进去了吗？”
“也许人人都是。”她嘀咕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