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纳退出来。外面残雪堆积的操场上，三十个一年级的学员正在跑步，他们呼出的热气化作轻烟，转瞬即逝。油光满面、胖墩墩、令人憎恶的巴斯蒂安声嘶力竭。他抬起一只短粗的胳膊，男孩子们转身、举枪过头、冲刺，他们的膝盖在月光下闪动。
洁，政治的纯洁——巴斯蒂安提醒他们任何一种腐化都是可怕的。然而，夜深人静的时候维尔纳总感到纠结，难道生命本身不是腐化吗？人从呱呱落地开始便与世界密不可分。他们被索取，也被灌输。咽下一口食物、看见一束光芒——没有人能够纯洁。可是校长却这样坚持，并且帝国要为此测量他们的鼻子、标识他们的发色。
熵在封闭系统里不会减少。
晚上，维尔纳盯着弗雷德里克的床，薄薄的床板，可怜的脏床垫。现在，新来的迪特尔·费迪南德睡在那里，他是一个从法兰克福来的强壮的小男孩，总是带着一股吓人的狠劲儿完成所有的任务。
有人咳嗽，有人呻吟。河边，一列火车孤独地鸣笛通过。开往东边，火车都是朝东开的，翻山越岭地奔赴前线。即使他睡着了，火车也在开。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
维尔纳系好鞋带、高唱着歌走在队伍中，本分使然，他没有丝毫的懈怠。吃晚饭的时候，巴斯蒂安在餐桌间游荡。“比死亡更糟糕的是什么，孩子们？”
某个倒霉的学员被点名。“懦弱！”
“懦弱。”巴斯蒂安赞同地让男孩坐下，满意地点头离开。最近，校长越来越多地提起元首和当下最紧俏的东西——祈祷、石油和忠诚。元首需要的是他们效忠、高涨的情绪和靴子的皮革。维尔纳快十六岁了，他已经慢慢悟出元首真正需要的是男孩子。他们成群结队地走上传送带，等待被运过去。为元首放弃奶油、放弃饮料、放弃睡眠；放弃赖因哈德·韦尔曼的父亲，放弃卡尔·韦斯特霍尔兹的父亲，放弃马丁·布克哈特的父亲。
1942年3月，豪普特曼博士把维尔纳叫到办公室。办公室的地上凌乱地堆着没收拾好的箱子。猎犬不见了踪影。小个子男人在房间里踱步，听到维尔纳喊报告才停下来。他看起来无能为力、备受煎熬。“我被派到柏林。他们希望我在那里继续我的研究。”豪普特曼从架子上拿起一个沙漏放进箱子，苍白细长的手指悬在半空。
“这正如您所愿，先生。最好的设备、最优秀的人才。”
“就这样。”豪普特曼博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