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某家乌克兰餐馆的汤坏了，也许是游击队在水里投了毒，也许是在太潮湿的地方、戴着耳机坐的时间过长，总之，维尔纳发烧了，而且伴随着严重腹泻。他蹲在欧宝后面的泥地里，感觉自己要把最后的尊严拉掉了。过去的几个小时，他一直把脸贴在卡车厢板上，只为了寻求凉爽。然后，他开始打寒战，剧烈地发抖，他无力温暖自己的身体，只想跳入火海。
福尔克海默端来咖啡，诺伊曼2号递来药片，维尔纳这时才知道那不是治疗背痛的。他都拒绝了。1943年过去，进入1944年。维尔纳几乎一年没有给尤塔写信。半年前，他收到尤塔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他还在全力以赴地搜寻非法信号，差不多两周发现一个。他捡回来的那台苏联设备，就是简陋地把一堆劣质零件焊接到一起，低级得毫无体系而言。他们怎么能用这么弱智的设备参战？维尔纳一直认为抵抗是超级有组织的行为；他们是危险的、训练有素的反抗军[36]；他们执行凶残的指挥官的残忍命令。但是，他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松散和低效——他们贫穷猥琐，生活在洞穴一样的地方。他们就是乌合之众、一群一无所有的亡命之徒。
维尔纳似乎永远想不明白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因为，他觉得他们看见的每一个人都是反抗军，都是游击队员。但是，只要不是德国人的人全都希望德国人死，即使最卑躬屈膝的人也不例外。卡车喧闹地进村的时候，他们躲起来，藏起自己的脸、藏起家人；他们的店铺里摆满了死人的鞋。
看看他们。
在那个冷酷无情的冬季最难熬的日子里——卡车生锈、枪生锈、无线电生锈，德国人撤退——维尔纳对所见之人深感悲哀。破败冒烟的村庄、残垣断壁的街道、冻僵的尸体、掀翻的汽车、乱叫的狗、乱窜的老鼠和虱子：他们怎么能这样生活？在远离这里的丛林莽山之中，在村落田间，德国人试图把混乱连根拔起。豪普特曼博士说过，只有当一个系统内熵的总量降低的时候，另一个才会增长。自然需要平衡。必须有秩序。
然而，他们又建立了怎样的秩序呢？行李箱、队列、哭泣的婴儿、目光坚定的涌进城的士兵——什么样的系统才能让秩序更加有序？当然不可能在基辅、利沃夫或华沙。那里是地狱。那么多的人，好像巨大的俄国工厂每一分钟都在生产新人。杀掉一千，他们将回报一万。
他们在群山中迎来二月。诺伊曼1号开着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进，维尔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