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国庆听他姐说,父亲从厂里回家后沉闷无语,表情难看。医药费还是没报销成,连退休金
一家人!与香港资本家也不可能是一家人!好端端的一个厂,以前办得下去,如今怎么就办不下去了呢?
关于阶级矛盾,国庆说不大清楚。以前当然能说清楚,合资、卖厂的事听多了,越来越说不清楚。实际上,渐觉落魄的他与父亲有同样的看法,怕给父亲添堵,他便避开说不清楚的问题。
国庆说,据他了解,有几个养猪大省与外商合资办起了肉食品加工厂,生产的火腿肠畅销全国。父亲的厂子设备老旧,市场份额被挤得越来越小了。
国庆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他调去的军工厂也面临“军转民”,不再生产武器,而是生产民用产品。军工厂的工人也将不再是半军人半工人身份,优越感荡然无存。至于究竟怎么个转法,转向何处,上级尚无明确指示,头头们也无明确方向,一切都在务虚研讨和市场考察阶段。然而,全厂已人心惶惶,都预感到“铁饭碗”即将没了。自从木材加工厂倒闭后进入了军工厂,国庆曾大为庆幸,此时强烈的危机感又来了。头头们为了开导工人,请经济学者给工人们讲了几课,算是下毛毛雨。
国庆自幼与父亲感情很深。他是早产儿,接生婆说他活不过三岁,连他母亲也几乎打算听天由命。倒是父亲视子如宝,百般疼爱。没想到他病病恹恹地活过了五六岁,后来竟越来越壮实,长成肩宽背厚的大小伙子。
父子俩从没高声大嗓地说过话,凡事有商有量的。如果发问的不是父亲而是母亲或姐姐,国庆可能不会那么耐心地解释。那番道理也是他心理上极其排斥的,属于听得很明白却心里很别扭的道理。
“人人有工作,人人能养家,工资低不怕,别分出三六九等就行!到年头一块儿涨工资,谁比谁多点儿那也可以,但同等资格的人之间不许多过十元去,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今天就不讲了吗?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由于儿子没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国庆的父亲情绪特别激动,说话高声大嗓,脸红脖子粗。
父亲要亲自到厂里去,找曾是自己徒弟的头头们当面问清楚。国庆看得出来,对于父亲,道理上问不问得清楚其实无关紧要,主要目的不过是想把医药费报销回来。对于父亲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国庆耐心劝父亲还是不要去的好,说头头们对你已经很不错,够关照的了,别去给人家添麻烦,那不好。
“怎么好?医药费报销不了啦反倒好?”父亲不听劝,还是到厂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