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时候,他人还在山西的长治。他放下电话,要驱车220公里,才能抵达太原的武宿机场。由于晚上没有直接飞禄口的航班,他必须搭乘十点五十五分的班机,先飞上海,然后再从虹桥机场钻进一辆出租车,用“能开多快你他妈就开多快,要多少钱老子都给你”这样的话对司机软硬兼施,才能于第二天凌晨四点抵达朱方镇。
出租车在沪宁高速上疾驰的时候,同彬已经给朱方镇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因此急救车比他早了二十分钟抵达平昌花园小区的门口。
同彬见到我,嘴角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像是在炫耀似的对我道:“没想到吧!什么叫做千里大营救?!”
他还带来了他的妻子——两个同名莉莉中的“新丰莉莉”。
急救中心的两个大夫正打算把春琴往担架上搬,夏桂秋从隔壁的卧室里听
寓楼里,三单元102,门前有一棵大楝树。交代完了这些事,她们两个抹着泪,一起走了。
坐在春琴的床边,看着她的喘息一点点地微弱下去,看着她胸脯起伏的间歇越来越长,越来越弱,嘴里发出的嘶嘶声,也终于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我知道她的生命正在无可挽回地渐渐衰歇,就像行将燃尽的灯芯,发出的光亮一点点地暗下去,暗下去。我抓住她的一只余温尚存的手,可就是这么一点温温的热量,也正在一点点地变冷。我呆呆地望着她,脑子里乱糟糟的。那时我已经知道,龙冬因为吸d被抓,已被送去强制戒毒了。我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桂秋送了一壶开水进来。她说她已连续几天没合过眼了。现在总算有个人换一换,她要去好好补一觉,有什么事就叫醒她。
我拨通了同彬的电话。
其实,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从同彬“你老人家终于想起我来了”这句有些讥讽的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人间蒸发”仍然余怒未消。我问他人在哪里,同彬立刻敏锐地觉察到了我声音中的异常。
“你别管我在哪里,”同彬道,“你他妈先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跟他说了说春琴的事。开始还好,说着说着就悲不自胜,嚎啕大哭。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静默。
我问他是不是还在听,同彬说:“你说,我在听。”
当我在向他描述夏桂秋的为人时,同彬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他打断我的话,说道:“什么都别说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即便在这个时候,同彬都保持着夸大其词的习惯。他所说的“马上就到”,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