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州读者晶晶借“雅舍书屋”举办纪念会，上海、厦门、长沙、苏州等地六十多位木心读者参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木心读者在乌镇西栅“当年照相馆”举
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
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木心遗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不磕头。
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十二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签，有小礼物，二十一日深夜来短信，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