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趣味,逮着机会点醒我,至少,要我知道他的意思。《文学回忆录》中谈到王原祁、谈到委拉斯开兹那几段,都是针对我的。
“委拉斯开兹做了一桩事体!”一九八九年他去大都会艺术馆看了委拉斯开兹大展,意味深长来这么一句。我熟悉他的话语快感,应声道:“讲得好!‘做了一桩事体’,但不是‘艺术’?”老头子开心了:“是呀是呀!你先看放映间播放他的肖像局部,不得了哎!简直神圣!跑进去看原画,好是好的,终归可惜了:这么高的才能——做了一桩事体。”
后来他惦记用影像放大他的小画,我猜是起于那次经验。
不必和木心谈美术史,他向来不在那个频道——这是我喜欢听他说话的理由——我不会对他说:大部分古画都是订件,既是订件,当然是“做事体”。果然,他好像知道我将怎样反驳,紧接着说:
米开朗琪罗伟大!你看,教皇交给他一桩事体,他就做成艺术!
最后那句,木心凛然提高声音,为他又想出一句要紧的话,得意了,掏出烟来。和上次的卡拉瓦乔案显然有别,他尊敬委拉斯开兹的高贵,但可惜了:仍然不是“艺术”。
我从未这样想过。没有人这样谈艺术。我会因此稍许看低委拉斯开兹么?绝不。但“把事体做成艺术”?这话有意思。“委拉斯开兹懂得美吗?”我没忘记卡拉瓦乔一案,拿话撩他,“他画的侏儒……很丑呀。”
二十多年过去,我已不记得木心怎样回应。说来好笑,我俩的趣味隐然为敌,稍起勃谿,双方自动歇火,但那年的文学课,木心就借了什么话头,重提“艺术”和“事体”的关系——缓缓地、郑重地讲着。他不看我,知道我明白他在说给我听——现在他死了,我心里仍在和他纠缠:木心哎,没有叫作“美”的事物,那是你的偏爱。
但我久已偏爱他的偏爱,看他怎样牢牢把守他的绝对标准,确切地说,他的标准,就是“绝对”,譬如:“美”……无分地域、国族、年代、主义,他对世界文学家各有所爱,可是他眷顾的画家(也许包括音乐家)少得可怜,只剩几个人、几幅画。他常说,待人宜宽厚,待艺术,必须势利(他狠狠说出:“必须势利”)。我渐渐赏阅他的“势利”:适巧相反,我仅偏爱几个文学家,却被太多画家吸引,喜欢各种毫不相干的画。
老头子的遗物中只有一本画册:五十年代古董版达·芬奇——有哪位画家只存一本画册么——也只有一幅现代画被他配了框子,挂在墙上,黑白版的塞尚,画着三只苹果。四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