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特殊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尚和习惯，以及毫无生气的死屋，这样的生活是别处所没有的，人也是很特别的人。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特殊的一角。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1862年）1
1891年，一群俄国商人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请愿成功，他们获准将一口重300千克的铜钟从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运回铜钟的故乡，即托博尔斯克以西2200千米处的乌格利奇。这口铜钟在1892年晚春沿伏尔加河而行，搭乘蒸汽船抵达了乌格利奇大教堂前的码头。人们在那里为这口铜钟举行了返乡仪式，此时离铜钟起初被流放西伯利亚正好过去了3个世纪。1
这口铜钟的厄运是在1591年春被决定的，当时伊凡雷帝9岁的儿子兼指定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乌格利奇被割喉。德米特里的母亲及她的家族认为，德米特里皇子是被皇位的有力争夺者沙皇摄政鲍里斯·戈都诺夫下令谋杀的。因此，他们敲响了乌格利奇的铜钟，召集当地百姓起义。乌格利奇人组成了一支起义队伍，他们横冲直撞，杀死了有嫌疑的凶犯和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员。这场骚乱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愤怒。戈都诺夫令军队进发乌格利奇，以镇压,bao动，并在第二年春天实行了审判。戈都诺夫判处大约200名市民死刑，其他人监禁；被监禁者之中，约100人遭鞭笞，他们的鼻孔被撕破，口才不错的人被拔掉了舌头。起义者遭受折磨和残害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除了对,bao动者实施报复，戈都诺夫还惩罚了他们政治团结的象征：他命人把铜钟卸下，鞭打它12下，抽出它的钟“舌”，然后把它流放到西伯利亚。乌格利奇人被迫拖拽着这口参与,bao动的铜钟越过乌拉尔山，最后把它安置在托博尔斯克，该城的军事长官把它登记为“第一个无生命的流放者”。这口遭遇噤声和放逐的铜钟成了俄国统治者的权力的证明：他们既可以把不守秩序的臣民驱逐到乌拉尔山以东，也可以让这些臣民无法发声。2
然而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口铜钟也成了专制政权反对者的一个集结点，这些反对者将戈都诺夫对乌格利奇人的惩罚看作篡权者做出的残忍行径。1862年，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的贵族伊波利特·扎瓦利申意识到，乌格利奇铜钟是一个“未被消除的控告者，它提供了关于这个完全无过失的城镇所受惩罚的雄辩证词”3！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