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
19世纪70年代，西伯利亚已经不堪重负。西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指出，1877年，有流放者
地区犯罪率比没有流放者地区高出五倍：“流放者因为艰难困苦环境、休戚相关利益而联合在
起，他们实际上已经建立个覆盖西伯利亚各地联盟，这个联盟秘密对抗着普通百姓。”61其他人也采用相同比喻。《西伯利亚公报》悲叹：
西伯利亚城镇直被从帝国各地送过来各种人渣妨碍着……任何个不熟悉
们西伯利亚生活方式人晚上走在鄂木斯克路上，都可能会认为鄂木斯克是个面临袭击威胁城镇。整个晚上，城中都有武装哨兵在街上巡视，都有军人和民兵……在每个角落，你都会听到“来人是谁？”这样盘问。这就像戒严状态样，仿佛这座城市被支看不见敌军包围着。62
在民族志学者亚德林采夫看来，西伯利亚就像个“战场”。国家在西伯利亚刑罚政策和殖民政策存在着破坏性矛盾，这些矛盾在农民与流浪者之间越来越,bao虐无情斗争中显露出来：“们看到两个明显不同人物，他们各自都带有种历史意义：个是刑罚殖民制度代表，他从自己流放地逃出来；另个是农民，他是公民秩序代表，举着步枪站在自己农庄前，捍卫自己家园、财产、家人和安定生活。”63几乎所有观察者，包括国家*员和记者等类似人物，都得出同样结论：流放者在西伯利亚存在是对这片大陆上自由百姓沉重负担，也阻碍这片大陆经济发展。
①库库什金为кукушка（布谷鸟）音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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