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妻子！我写信是要告诉你，感谢上帝，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了萨哈林！这里的气候不可思议，对于各种植物的生长来说，这里的土壤是首屈一指的！黑色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每个罪犯的妻子一到达这里，这个罪犯就能免费得到建立农庄所需要的一切：两匹马、六头牛、六只鸭子和公鸡；一座建好的小屋、一辆马车、一柄犁、一柄耙等东西，一个成功的农场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所以，一收到这封信，你就应该不计较价钱地卖掉你所有的东西，立刻请求当局把你逮捕起来，然后来到这里！1
这是萨哈林的一个罪犯在19、20世纪之交写给妻子的信。就像无数其他信件一样，这封信是在运输船的牢房里写成的，在亚丁港邮寄，而信的作者要过几个月才能到达萨哈林岸边。许多妇女就这样被自己的丈夫算计了。萨哈林岛上流行着一句刻薄的谚语：“聪明的人被带到那里，愚蠢的人自己走到那里。”2然而，无论那些试图诱使自己毫无戒心的妻子跟随他们到萨哈林的罪犯是如何不顾一切和玩世不恭，大多数人基本上并不知道真正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事实上，萨哈林岛与这封信的作者刻意描摹的迷人田园生活截然相反。在这座岛上，妇女和儿童看到的不是设备齐全的农庄，而是一个充斥着贫困、,bao力和性剥削的黑暗世界。萨哈林岛不适合供养家庭，它吞噬着家庭。
流放家庭在西伯利亚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两种意义都具体表现着沙皇政治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并且充当着俄国的帝国力量的前哨。俄国专制政权的家长式统治风格，使得联系着俄国所有家庭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神圣化了。父亲和丈夫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是有威望的人，担负着保护和供养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的道德责任。3
现实的考虑强调了这种对婚姻的神圣性的尊重。不驯顺的流放者生产效率低下，消耗着西伯利亚农民阶层的资源，而他们正是依赖着这些农民获取救济品，或者从他们那里盗窃财物。通过16世纪后期最早的西伯利亚流放档案可以看出，国家将妇女视为“边疆驯化者”。国家需要她们来安抚她们的丈夫、抚养子女，并且在形成一批稳定和勤勉的殖民者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人们认为，妻子的家庭作用和父亲身份的清醒责任，可以将任性的罪犯转变成勤劳的自耕农和遵守法规的沙皇臣民。4
刑罚改造的观念从18世纪后期开始盛行，它们挑战了把犯罪行为看作不可磨灭的罪这一陈旧的宗教观念。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