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下就直接被捕，可能会被关押两周至两年，之后可能会被强行转移到帝国境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在那里被警察监视一到十年……他没有权利要求举行审判，甚至是举行听证会。他不能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他也不能通过媒体来求助于自己的同胞。他与外界的联系突然间断了，有时甚至他自己的亲戚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他完全没有任何自卫的手段。12
这项紧急立法实际上暂停了法律准则，在公众对一个受爱戴的君主被暗杀的反感平息下去很久之后，这项法律仍然存在。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国家未能区分危险的激进分子和温和的改革者。敏锐的观察者，甚至是那些对g,m运动基本毫不同情的观察者，全都在谴责这部法律。在这部法律的批评者眼中，它不仅仅是从根本上背弃了1864年法律改革带来的开放性和合法性文化，而且还为g,m者充当了新兵招募军官。政治流放者——那些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的人和那些被行政流放的人——在公众的想象中经历了一次道德转型：从危险且误入歧途的狂热分子转变为了有同情心的牺牲者。这个转型的舞台便是西伯利亚。13
1881至1904年间，国家因“政治上不可靠”而流放了四千一百人，因在工厂闹事流放了一千九百人。这些数字与1898年在西伯利亚的约三十万流放者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这些数字远没有那些被拖入法网的人的影响力和地位那么重要。许多人（就算不是大多数）受过教育，有些人出身名门。基辅的某个军事法庭因为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参加g,m活动判处她在西伯利亚服十四年苦役。她是一位著名的俄国贵族的女儿、一位俄国顶尖的经济学家的妹妹。贵族的儿女、学生、记者、商人乃至国家*员都因为只不过是拥有颠覆性书籍而被流放。1881年12月20日，贵族瓦连京·雅科文科因为“不可靠”而被行政流放，起因是当局在搜查他的财产时发现了一些记有代码的笔记和被认为参加g,m活动的人的讲话稿。一年后，另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因为在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之后为其写了一段无礼的墓志铭而被判处在东西伯利亚流放定居。有个人被行政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被怀疑意图从事非法活动”。记者米哈伊尔·博罗金于1881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地区，因为他持有一份“包含危险和有害内容”的手稿——这是一篇有关维亚特卡省经济状况的文章的备份，博罗金已将该文章投稿至进步杂志《祖国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