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达东西伯利亚某个最荒凉
地段三四个月后，他发现自己文章已被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消除
嫌疑，发表在俄国传阅极为广泛杂志上。14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政治流放者不愿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被从政治舞台上逐走，不满足于在自己流放社区这个狭小范围内践行他们思想。新
代流放者效仿19世纪60年代波兰人，决心与当局展开政治斗争。虽然许多（就算不是大多数）g,m者从未被审判过，但他们开始把西伯利亚休息站、监狱和城镇转变为个巨大公共法庭。
其中种斗争形式是逃跑。但对政治犯来说，逃跑绝对不仅仅关乎追求个人自由。对于那些因煽动行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人来说，逃跑是有组织政治抵抗行为，由集体策划、筹备。涅尔琴斯克矿区卡拉刑罚定居点位前囚犯回忆说，罪犯牢房设置得像“远征军营房”，里面人分配不同任务，给将要逃跑人准备各类物品：缝制合适衣服、烤面包、腌制鱼和肉类等。在西伯利亚城镇和乡村服流放刑期政治流放者中有很多同情者，如果g,m者成功逃离监狱，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广阔同情者网络。（群藏在伊尔库茨克省巴尔古津城所房子里逃跑流放者被抓获，因为他们庆祝沙皇被暗杀吵闹声音引起当局注意。）到19世纪90年代，专门协助国家罪犯逃到国外流放者在西伯利亚形成众多秘密网络。15
当局同样也将“国家罪犯”逃跑视为政治抵抗行为。1878年11月，包括有影响力g,m者伊万·杰博戈里-莫克里耶维奇在内群政治人物随流放队伍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外贝加尔地区，他们在途中成功地与普通罪犯交换名字。内政大臣列夫·马科夫认为这消息十分重要，足以引起沙皇注意。当另群人从阿钦斯克附近克柳奇休息站逃跑时，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斥责这个“不可原谅错误”，要求“那些有罪人被严厉惩戒”。当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在伊尔库茨克监狱待三年后要被送回卡拉时，内政大臣坚持认为，转移她任务不能交给普通士兵，而是要交给特别挑选出来下级军官。西伯利亚当局也为悬赏抓捕政治犯拿出更多钱。抓到个普通罪犯，个西伯利亚农民可以拿到3卢布，但抓到个政治犯，可以拿到50卢布，正如名*员报告，这笔钱“不仅让农民，也让他们妻子”开始追捕此类逃犯。16
在西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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