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达东西伯利亚某个最荒凉的地段三四个月后，他发现自己的文章已被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消除了嫌疑，发表在了俄国传阅极为广泛的杂志上。14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流放者不愿像十二月党人那样被从政治舞台上逐走，不满足于在自己的流放社区这个狭小的范围内践行他们的思想。新一代流放者效仿19世纪60年代的波兰人，决心与当局展开政治斗争。虽然许多（就算不是大多数）g,m者从未被审判过，但他们开始把西伯利亚的休息站、监狱和城镇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公共法庭。
其中的一种斗争形式是逃跑。但对政治犯来说，逃跑绝对不仅仅关乎追求个人自由。对于那些因煽动行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来说，逃跑是有组织的政治抵抗行为，由集体策划、筹备。涅尔琴斯克矿区的卡拉刑罚定居点的一位前囚犯回忆说，罪犯的牢房设置得像“远征军营房”，里面的人分配了不同的任务，给将要逃跑的人准备各类物品：缝制合适的衣服、烤面包、腌制鱼和肉类等。在西伯利亚城镇和乡村服流放刑期的政治流放者中有很多同情者，如果g,m者成功逃离了监狱，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广阔的同情者网络。（一群藏在伊尔库茨克省巴尔古津城一所房子里的逃跑流放者被抓获了，因为他们庆祝沙皇被暗杀的吵闹声音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到19世纪90年代，专门协助国家罪犯逃到国外的流放者在西伯利亚形成了众多秘密网络。15
当局同样也将“国家罪犯”的逃跑视为政治抵抗行为。1878年11月，包括有影响力的g,m者伊万·杰博戈里-莫克里耶维奇在内的一群政治人物随流放队伍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外贝加尔地区，他们在途中成功地与普通罪犯交换了名字。内政大臣列夫·马科夫认为这一消息十分重要，足以引起沙皇的注意。当另一群人从阿钦斯克附近的克柳奇休息站逃跑时，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斥责了这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要求“那些有罪的人被严厉惩戒”。当玛丽亚·科瓦列夫斯卡娅在伊尔库茨克监狱待了三年后要被送回卡拉时，内政大臣坚持认为，转移她的任务不能交给普通士兵，而是要交给特别挑选出来的下级军官。西伯利亚当局也为悬赏抓捕政治犯拿出了更多的钱。抓到一个普通罪犯，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可以拿到3卢布，但抓到一个政治犯，可以拿到50卢布，正如一名*员报告的，这笔钱“不仅让农民，也让他们的妻子”开始追捕此类逃犯。16
在西伯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