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矛盾在英国的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已经出现过，在19世纪，这个矛盾一直是流放制度的核心问题。
无论俄罗斯帝国对西伯利亚的设想有多么宽广，刑罚殖民这个想法正在拆解。官方越来越担心把成千上万名流放者送到西伯利亚的花费、低效率和完全破坏性的影响。一份又一份报告，一个又一个调查团，都强调了流放者——背井离乡、穷困潦倒的罪犯，其中有些人有病或有伤残，很多人是冷酷无情的罪犯——给西伯利亚本地居民和在那里定居的自愿移民造成了几乎无法承受的负担。6地区总督和z.府巡视员一再哀叹，流放制度不仅未能开发出西伯利亚的潜力，而且还阻止了真正的殖民者——当地农民——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进程。这些*员通常深谙刑罚殖民政策的固有矛盾，主张进行一系列改革：从限制流放人口到彻底废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1835年，一项重大调查总结出，z.府用罪犯殖民开发西伯利亚的计划是失败的：
最好的意图和最崇高的目标经常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实施它们所需的资源。检查近期的流放定居者的身体和道德状况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流放定居者是你在路上会遇见的人，尽管西伯利亚的冬天十分寒冷，但他们差不多是衣不遮体，因饥饿而没有生气，浑身邋遢，垂头丧气，眼中充满痛楚……与那种摧毁着他们的所有身体和精神力量的痛苦、疲惫生活相比，死刑就是一种祝福。7
除了刑罚殖民的失败，*员们往往认为流放者严重阻碍了西伯利亚乃至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1851年，由尼古拉·安年科夫副官长领导的著名委员会建议废除流放到定居点的做法，以支持只将所有罪犯关在监狱、要塞和工厂内的苦役模式。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后期，他也命令*员调查“是否有可能停止流放西伯利亚的做法，只把西伯利亚留给苦役犯”。然而，国家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仅仅修补了流放制度的边边角角。国家零星改进了休息站和刑罚堡的基础设施，并试图解决流放行政机构中最恶劣的渎职和无能行为。随着1863年波兰一月起义遭到镇压，每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罪犯数量急剧增加，于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改革措施便被全然无视了。8
为什么沙皇政权要坚持使用这套明显有害于西伯利亚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的刑罚制度呢？部分是因为官僚主义惯性，部分是因为创立新的替代制度——一套把俄国欧洲部分的罪犯关押在其家乡的监狱系统——会引起成本上涨。然而，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