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分原因是，在官方和公众的印象中，19世纪上半叶的西伯利亚仍然是一片基本上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荒地。比起西伯利亚作为一个广阔、落后和不可穿行的刑罚地带的角色，一个可以成功融入俄国欧洲部分的经济殖民地的角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毕竟，不可穿行不是没有好处的。z.府中的保守人士倾向于把西伯利亚的原始落后视作它作为一个成功的“没有屋顶的大监狱”9的担保。卡尔·内塞尔罗德曾长期担任尼古拉一世的外交大臣，是神圣联盟里的主要保守派政治人物，他对占领阿穆尔河的益处表示怀疑，理由是这样会使流放人口非常容易接触到太平洋：
一直到那时，偏远的西伯利亚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大麻袋，我们以流放者、苦役犯等形式把社会的罪恶全都扔进去。随着阿穆尔河被吞并，这个袋子的底部会撕破，我们的罪犯可能会获得一个可沿着阿穆尔河逃往太平洋的广阔逃亡场所。10
然而，内塞尔罗德和其他反对发展的人正在围绕着保持西伯利亚的隔绝状态进行一场不会获胜的战斗。19世纪中期，公众对西伯利亚的兴趣开始彻底重新定位。由于受到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可耻战败的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促使受教育阶层放弃了欧洲，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帝国主义探索、扩张和发挥影响力的场所。11
19世纪中期，民族志、地理、地质和商业探索等领域的佼佼者，即帝国蓬勃发展的各个志愿协会，促使人们“发现”了西伯利亚是一个物产丰富的俄国殖民地。在爱国、科学和创业利益的联合驱动下，这些协会在打造关于俄国在东方的殖民使命的公众讨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俄国帝国地理协会（成立于1845年）等组织受爱国精神的驱使，期望能见证俄国在西伯利亚实现帝国使命，挖掘西伯利亚大陆上无尽的自然资源，成为一个能与英国、法国比肩的大帝国。12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后来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是地理协会的副会长，他于1850年向协会成员说：“西伯利亚隐藏着巨大的生产力量，只待勤劳的双手为国家和俄罗斯民族把它们转变成一个无尽的财富来源。”13
穆拉维约夫下定决心去追求他对西伯利亚的巨大殖民野心，把俄国疆土进一步拓展到外贝加尔地区和太平洋海岸之间的阿穆尔河流域。那片领土仍然在名义上受虚弱的清朝控制，但是通过发挥军事力量和外交智慧，1858年，穆拉维约夫成功实现了对这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