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社会过于不同,这种不同通常是消极和负面意义上,也就是野蛮、不合华夏礼法。确,转型中北族社会正在放弃些古老北族传统,可是,从激烈变化中北族社会角度看,恰恰就是这些传统不应该进入历史论述,或应当从已有论述中剔除出去,这做,正是为帮助北人社会更自信地实现其放弃。如果在历史论述中强调这些传统,那不正是要动摇北族社会自信甚至阻碍其社会转型吗?在无文字时代,放弃或摒除些记忆,转换个或多个历史论述,相对要容易得多。而拓跋鲜卑面对却是有丰富历史书写传统华夏社会,历史学早已建立起直笔、实录独立价值标准,这时,在服务于文化转型时代要求与维护史学直笔美德传统之间,存在着种难以调和冲突。有时候,即便是崔浩这富于政治智慧和行政经验人,也没有意识到这冲突是多迫在眉睫。其结果,以牺牲史学为代价,国家,bao力直接介入遗忘制造。
文化转型意味着主动遗忘。如前所说,遗忘过去是为重新开始,切断时间连续流动,是为有助于个期望中未来更容易呈现。由此们面临个沉重话题,那就是在这样历史情境下,史学作出牺牲似乎变得难以避免。似乎可以进步说,为有助于实现文化转型历史,史学直笔和实录原则就不免要承受定程度牺牲。尼采在《不合时宜沉思》中章《历史对于生活利与弊》里,说过这样段话:“关于过去知识只有在服务于未来与现实,而不是削弱现实、破坏未来之时,才是值得获取。”他强调,对于历史不应当只看到发生过,而且要看到“不应当这样”。只有站在现实制高点上,解和阐释历史才是必要和可能。他还说:“对于个体、群体和文化健康来说,非历史和历史是同等必要。”尼采话对于们理解历史中历史学是有警醒作用。孔子“微言大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都是借着说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下和未来。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非华夏人群加入华夏社会,这些人群都要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其文化转型,最终转换其历史叙述,使得他们社会面貌与其他华夏人群没有差别。这个过程中,集团和个体都积极进行遗忘。例如,十六国北朝某些姓氏本来出自非华夏人群,经过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原本形式上鲜明差异消失,到隋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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