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避免个环节,是华夏传统“史德”为文化转型拓跋历史所作出妥协或牺牲。
政治权力主导集体遗忘,并不仅仅出现在文化转型社会里,而是各类政治体发育过程中常态。以内亚拓跋部早期历史为例,《魏书·序纪》称拓跋先世成皇帝毛“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这个说法虽然可以肯定出自后世想象,但毕竟是拓跋集团由多部族、多人群逐渐融汇形成这历史曲折反映。然而在《序纪》(也许《代歌》已然)里,们完全看不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痕迹,只剩下拓跋部父系直传单谱系,表明在拓跋集团发展史上,拓跋系以外历史都被遗忘,只有拓跋历史被精选出来(或制造出来)成为唯历史论述。这种遗忘常常被当作岁月推移造成记忆丧失,其实是政治力量主导下记忆删除,是各部族各人群历史论述在竞争中被拓跋政治力量压制乃至封杀结果。常见各类所谓民族史诗,也应看作在这种历史论述竞争中优胜者或幸存者。强制遗忘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阶段、各个角落,这个认识对们思考历史、史料和史学史复杂关系是非常有帮助。
然而,文化转型时期遗忘,往往具备更宽广历史意义。文化转型,通常是指社会中部分人放弃该人群原有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另人群文化传统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伦理价值、习俗、服饰、饮食等等,都会发生转换,当然是个缓慢过程,要经历很多代人,而最终完成则是认同转换。从记忆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就是逐渐修改原先历史论述,有所舍弃,有所创新,经历系列变动后,汇入主流历史论述中,从前历史被彻底或部分放弃,最终形成不可逆遗忘。文化转型时期遗忘,只是这个过程中某些环节,在这些环节上,社会徘徊于新旧之间,昨日尚不远,明日已可见,政治领导者对于文化转型既强力推动又顾虑重重,这正是历史论述最易引起关注时刻。
崔浩国史之狱,就发生在这样个文化转型过程之中。从维护史德直笔理想来说,崔浩之狱当然意味着历史学黑暗时刻。不过,从有利于文化转型完成来说,这个时期历史叙述,在华夏传统价值系统内,不仅要有利于拓跋政权合法性建立,比如歌颂以太武帝为主北魏历代统治者,而且有利于拓跋社会建立文化转型信心,因而不可把北族社会描述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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