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必定毁弃史稿。类似
毁弃历史记录事还发生在石虎时期。据《史通》同卷同篇：“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石虎之所以要“刊削”史稿，
定是因为其中某些记事触及敏感，和公师彧史书样。其结果，由于个别违碍记事触怒君主，整部本意在于歌颂开国之君史书都被毁弃
。
和崔浩史狱样，苻坚“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同样是文化转型下历史书写所引发问题，而问题本质，同样是政治权力要求历史学为文化转型做出牺牲。《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说，苻坚焚书之后，安排史官重新编写历史，只是“著作郎董朏虽更书时事，然十不留”。这来苻秦历史就变得简明清爽，除苻生这个万恶不赦昏君以外，再没有碍眼文字。读史者感慨，十六国时代“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赵翼《廿二史札记》），在
看来是不免上史书当，或者说是上那些“僭伪之君”当。这些有鲜明内亚历史背景统治者，似乎特别在乎历史怎
讲述他们，其结果，史书当然都是些不可思议好话，这都是刻意遗忘结果。这种遗忘过程，方面是对文字历史记录密切监督，对口头忆旧话题严格规范，造成那些敏感事项沉默与隐退；另方面，重视历史编纂，打造理想明君形象，在喧哗歌颂中遗忘真实史事。以汉赵为例，关于刘聪史料，前半全是美言，自是刘聪亲自操控结果，后半全是批评，却因为成于刘曜之时，已不必为他遮掩。《晋书·刘聪载记》称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吹得相当离谱。虽然不定总是发生崔浩之狱那惊天动地史案，但可以相信，针对历史记录和史著编纂更细密专业监控，定普遍存在于历史上各个王朝各个时期。
历史上非华夏人群在进入华夏（汉）社会之前，通常处在无文字阶段，那时历史叙述以口传形式存在，家有其史，部有其史，国亦有其史。进入文字书写阶段后，书写帮助权力集团建立稳定、有利、唯历史叙述，并因此排挤其他各种历史叙述，使之渐渐沉寂而最终遗忘。然而书写稳定性也形成种牵制，书写下来历史不似口传历史那样可以因应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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