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更加,bao烈、血腥
。如果“焚书坑儒”还不是最合适
例证，那
两千多年间频频发生史案和文字狱，总可以说是国家权力控制历史论述鲜明表征。不过应该注意是，即使在官方掌握历史编纂机构里，
些历史学家也未必能及时理解真正“官方”意志，或甚至与掌权者持有相异史学立场，类似冲突会造成历史编纂怠工或写作表达隐喻。体制内职业历史学家中，从来就不缺乏刘知几那样“满肚不合时宜”（浦起龙评语）人，也偶尔会有董狐那样“书法不隐”（孔子评语）所谓“良史”。“良史”总是因为要记下掌权者认为必须忘记事情，通常没有好下场，遗忘才是这类冲突主旋律。
后之论古，倾向于批判和否定历史上权力对于直笔压制，也许这可以看作伦理意义上历史学对先前竞争失败者种补偿，以及对滥用权力者种报复。不过，补偿也好，报复也好，道德评判在这里未必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这个角度说，如果
们不能解掌权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内容，那无论进行什样道德批判，都不能使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些。下面用具体案例，来展示以上有关遗忘思考史学意义，及其在引导们揭示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所可能发挥作用。
二、崔浩国史之狱
中国古代史案之,bao烈血腥，未有逾于北魏崔浩国史之狱者。《魏书·崔浩传》记太武帝太平真君十年（450）“诛（崔）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这大案件，当时宣布罪名是什，史无明文，似乎并没有直接与国史挂钩。《魏书》说“有司按验浩，取祕书郎吏及长历生数百人意状”，把崔浩掌控专业部门人全都抓来逼供，最后“浩伏受赇”，即承认受贿，于是结案，“其祕书郎吏已下尽死”，崔氏及其姻族尽被夷灭，凡与崔浩有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几乎全都牵连进去。如此大案，正式罪名很可能也仅仅是收受贿赂而已，也就是说，崔浩案名义上只是个经济案件，但处罪之重，却明显表明他问题不是“受赇”那简单。然而当时及后来人对此似乎都很明白，所以魏收在《魏书》里多处说明崔浩获罪与国史编纂有直接关系，交代修史细节，明确指出这就是起因修史而造成大案。
正如《魏书》所记高允之言，崔浩“直以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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