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就是这个时期，在文工团里，我妈妈是团员，我爸爸是导演，还是什么主任，反正他衔头一大堆，真的，我不是很了解我父亲这段历史，总之他在那边挺辉煌的，一直到“反右”，一下子就落了下来。尽管如此，我爸爸还认为他人生最有价值的两件事，一是g,m，二是艺术。我是一九九一年的时候第一次到新加坡，我们上海这辈人，我是第一个到新加坡去的，然后我的婶婶、姑妈就带我去祭祖，去上坟，我看到这墓碑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当然，把我的名字刻错了，在他们脑子里面我们这一支是很重要的，我就是坟里人的后代。然后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堂哥、堂姐，原先很渺茫的一个亲缘就这样到了眼前。然后他们还说奶奶——我从来没见过她，他们说奶奶特别喜欢看你们小时候的照片，一天到晚指着照片说这是谁这是谁，我的哥哥对我叙述这些情景，以及她去世的情景，那景象令人难过。对自己身世的了解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了，这好像蛮惨痛的。
张新颖：你写《伤心太平洋》和这个有关系么？
王安忆：对，有关系，所有的材料都来自那边，可以这么说。
张新颖：这个作品写得也有点儿模
着我的曾祖母，当时我祖父大约八九岁，像我祖父母的历史很糊涂，谁也搞不清楚，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那都是一些没有历史意识的人，有些像初民，闽南那地方开发得晚。
张新颖：所以你写《纪实与虚构》就没有写父亲这一脉……
王安忆：哎，完全拉掉了。
张新颖：你只追究你母亲的历史。你父亲回来读书——其实没有读吧？
王安忆：抗日战争嘛。他也是不了解情况，他来读剧专。等他从海上漂到上海，剧专已经关门了，这我知道，他就在上海流浪吧。这个时候他还靠家里接济，全部生活费靠我祖父邮寄，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就是我爸爸进步的成本吧！战争爆发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邮路断了，我爸爸就没有接济了，没有接济怎么办，结果他的那些老师就介绍他去苏北根据地。
张新颖：他的老师？
王安忆：他的老师其实都是地下党，最早的时候戏剧文学全都是g,m的产物。那么就去了苏北根据地。他也蛮惨的，每次精兵简政总是简到他，可能如我父亲这样的来历总不是最可靠的g,m力量吧，他被“简”回来，回到上海漂泊一段，然后再接上关系跑到根据地去。
张新颖：那你父母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王安忆：就在这个时期认识的。
张新颖：苏北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