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觉得对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新时期以前的传统，假设说从“五四”过来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过去的态度是很轻薄的，没有仔细地去了解它。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白先勇他们的老师夏济安写给他们的一封信。夏济安他这个人原来其实是学西洋文学的，他在台大办那个《文学杂志》的时候，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介绍的主要也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西洋的东西，后来他到美国了，白先勇他们开始办《现代文学》，他给他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没寄出去，很奇怪，一直到前几年，夏志清收拾他哥哥遗物的时候找出这一封写得很长的信，在《联合文学》上发表。他这封信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他跟白先勇他们说，你们现在搞创作，一定要去读“五四”以来的作家的作品。这个我就觉得奇怪，夏济安他本身是搞西洋文学的背景，然后他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政治倾向上又是有点儿反共的，现在他苦口婆心地跟白先勇他们讲，你们要去读从“五四”到左翼这样一直下来的传统里的东西。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东西呢？他说你们现在是用白话文写作，而白话文就是在他们手里开始的，他们遇到的困难也可能就是你们遇到的困难，而且他说我们这个现代汉语这个白话文以后会不会成为一种文学的语言，是很难说的，比如说我们的古典汉语，毫无疑问它是一种优秀的文学语言，因为有李白有杜甫等的东西，但是白话文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你们光靠读西方的作品，不承认现代的传统是不行的，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不行的，你们就在这个传统里面，在你们之前他们写得好也好，写得不好也好，其实这个里面有很丰厚的遗产，遗产可能是失败的遗产也可能是好的遗产，这个东西要去考察。他就苦口婆心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就讲这个东西。我说吃惊就是，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到我们这里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新时期以来的作品普遍地缺乏这样一种对他们之前的文学传统的认识，有的时候作家谈文学，特别是谈文学前辈的时候，可以乱说话的，你说错了没关系。
王安忆：对，可以不负责任地讲话。
张新颖：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他对这个现代的传统的这一方面的认识，我是觉得比较没有认识。
王安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学术的，我也不敢多说，我就说一点，我和台湾作家有比较多的接触，和他们在一起你就觉得他们的源比我们接得上，比如蒋勋他和我讲，他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