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但这个量也许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成。我们强调独创性，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这是一个机动的标准，而不是一个衡定性的标准。
张新颖：比如说我们总是会讲八十年代文学怎么样，九十年代文学怎么样，你讲九十年代文学就一定是注意九十年代最新的作家作品和现象、思潮之类的东西，如果我讲九十年代文学去讲路翎，这人家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嘛，怎么会讲路翎啊什么的。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成了一个习惯。
王安忆：不健康。
张新颖：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其实是“五四”以来的传统给我们的，你每一个时代都要关心那个时代的最新的力量，最新的动向。
王安忆：要你关心和表现的也是最新发生的，总是希望你反映最新发生的事件，如果你稍写得远点，哪怕只是远一点时间，他们都认为落伍了。
张新颖：就像你写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很落伍了。
王安忆：怀旧了，就算怀旧了。
张新颖：这个形容也很奇怪。要么你写很早的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要么你写现在的上海，大家都接受；就写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就显得格格不入。
王安忆：他们现在对我评价很古怪的，判定我不反映现代的上海，首先小说不是“反映”，其实我所写不就是现代的上海么，这个时间的限定不知道是五年还是十年，或者只是一年。其实像雨果他写的《悲惨世界》是写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巴黎圣母院》则是几百年前了。现在总的来说文化气氛是不大好的，也不是说不大好，应该说是也好，但要看你个人怎么样，如果你个人特别有抵抗力的话，是个好时代，谁都不管你，但如果比较软弱的话，非常容易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