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源，源可能就是在一部《圣经》里边，一层层套着套着下来了，可以在任何一部书里面找到和源头有关的东西。
张新颖：我读大学的时候上西方文学史，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夏仲翼老师，西洋文学的功底非常好，他讲的文学史就是真的能够连起来的，比如说一个形式它怎么产生，发展变化到最后衰落的，他讲的就是有史的感觉，能够连起来。像我们的那个现代以来的文学史，它没有史的感觉，它就是每一代反驳前一代，然后呢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的文学史上的作家，大都是年轻作家。
王安忆：很少能找到终身写作的。
张新颖：就是年轻的时候反叛嘛，你的成就是在反叛的时候确立的。所以你看我们文学史上的作家，从第一代开始，除了鲁迅年纪比较大，因为鲁迅从事创作比较晚，三十八岁写《狂人日记》，其实大都是很年轻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一百年的文学史讲的作家，平均年龄三十岁左右，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这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真正的文学史不应该是这样的。
王安忆：我就讲，我们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很少的，三十岁还没进入职业写作就退场了。
张新颖：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我们的文学史是一个青年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个青年文学史，偶尔有那么几个不年轻的就是非常好的，像冯至二十几岁的时候写诗，也就是年轻人的诗，但是他四十岁写的诗，写的《十四行集》，就是特别好的东西。讲一个四十岁作家的作品，这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不多。这个和我们一代一代的反叛其实是有关系的。
王安忆：我觉得一个是反叛，还有就是政治不稳定。
张新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学标准，就是我们会特别注意，我们的文坛会特别注意那个新的东西。求新求变似乎成了一个强迫性的机制。
王安忆：还与我们没有发生浪漫主义运动有关系，其实西方现代媒体也是很发达的，可是他们在整个浪漫主义运动里已经培养起了书评、画评、乐评、剧评，已经形成经典批评的传统了，即便是有媒体出来喧嚣也不要紧，它还有一个更加主流性的评介，似乎我们中国没有这个酝酿评介系统的过程，就直接进入媒体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什么文艺批评哪，就是媒体啊，没有严格的批评，就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又回到方才说的源上来，我说你看西方作家作品都是那么套着来的，你会觉得他们没有独创性，而我们特别强调独创性，过于强调独创性。我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