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铺路的石头，这油画不是我们的东西，真是看了以后就晓得差距多远多远啦，可却不是没有信心，而是——我们在铺路。他生活上绝对没有问题，不像别的人都在为打工啊，语言啊，怎么吃饭啊发愁，这些问题一点都没有。想家，强烈地想家。这种想家，而且很无望，不像我们插队落户时候想家，到过年总归好回家了吧。我回到上海来以后，他就连连地来信，可是我呢因为回到上海以后生活会比较丰富嘛——
张新颖：心情就不一样。
王安忆：不一样了，情绪不一样，过了好久我才写封信，这封信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写了到他家里去的一些状况，因为我想他那么想家，我给他写他们家里边的情况，哎呀，激动得不得了，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家一样的感觉。由他带我去看大都会博物馆，我觉得蛮幸运的。后来我第二次去纽约，他还是带我去大都会博物馆，好像没别的内容。那个时代很好，大家都是认真地想些事情，正经地在学习，总之就觉得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大家都牢牢地抓住这个机遇。我和他经常会谈到一个匮乏的问题，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必要的匮乏是应该的，一定程度的匮乏是必要的，不能太满，不能太多。
张新颖：那过去太匮乏了，就像陈丹青说的，说我们老是去看那个绘画的复制品，都把感觉给搞坏了，没办法做好这样的事情。
王安忆：我觉得这话他是后来说的。他现在回来以后情况不太一样。
张新颖：我也觉得他现在很会说话，没想到你说他那时候很苦闷，他现在一说话很有效果。
王安忆：他现在说话很有效果，在美国时，没人听他说话，现在太多人要听他说话。我不久以前，上个礼拜，就在元旦假期当中跟他通了个电话，我感到好像又有点恢复过去的对话方式了。后现代理论我不是很了解，我觉得它挺不讲理，就好像给我印象当中就是先承认一切存在的权利，然后取消一切存在的理由。有一段时间我和陈丹青没法说话，这大概就是一个原因。你就想问他讨个意见，永远讨不到的，他以前给你的回答都是很肯定的，好或者不好，高或者低。但是有一段时间很奇怪的，他总是说，这样子蛮好嘛，就这样好呀。永远没法讨论问题了。但是最近我和他打了电话——
张新颖：可以讨论问题了？
王安忆：可以讨论问题了。因为有十个画家要和我对话，都是油画家，我一点都不认识，不了解，我就问他打听情况，然后他就问我看他们画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