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他到后来是越写越短了，这个和年龄是很有关系的。写作毕竟是需要精力元气。像我觉得汪曾祺的小说，写两类东西最好，一个是劳动，一个是享受。
张新颖：你这个说法很好。
王安忆：其实他就是写这两件事情啊。可以见出他对这两件事情最尊重。你看他写的劳动。我特别喜欢他写的炕小鸡，小鸡出壳的那一瞬间，那师傅一直不吃不睡，两只眼睛都放出病态的光芒。谁也不能和他说话，不能打扰他，好像在等一个神旨，忽然间，跃身说出一个“起”，小鸡满炕地瓜拉瓜拉叫，那种辛苦和欢乐！很奇怪，现在往往都是把劳动写得非常辛苦，没有乐趣了。汪曾祺就不同，他就非常能写劳动里的乐趣，还写了一个叫文嫂的女人吧。文嫂就是西南联大驻地给这些学生洗衣服做做家务的一个女人，干的都是很琐碎的活，但是挣了自己的一份衣食，你会觉得她有一种特别大的满足，安居乐业的满足，她女婿允诺将来可以养她，后来她女婿死了，她前景变得暗淡，对目下的生活也无兴致了。他还写到厨子炒菜，这不是一个下海的人，他是一个玩票的人，他的兴趣并不在赚钱，就是在炒菜，后来就来了一个真正的炒菜师傅，这个师傅不感觉炒菜有什么乐趣，就是拼命要挣钱，最后菜馆就被这位职业厨师盘下，风格大变，人看上去很邋遢，店里面也很邋遢，鸡蛋是散了黄的。我觉得他写劳动写得非常好。写享受，就更加不用多谈了，比如说他写一个鉴赏家，看别人画画，很喜欢，说有风，因为紫藤是乱的，这么有趣。而且他所有的劳动和享受全都不是那么伟大的，都不是那么壮阔的，全都是很日常的。
张新颖：你这个说法提醒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里面写劳动，把劳动写得带有享受性质，这个很好，但是太少了，在当代作家里面，刘庆邦有的时候会写，但是总的来说确实是很少。大多都是把劳动写得很苦啊，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正常的劳动——
王安忆：这和知识分子的遭际有关。知识分子遭遇劳动一般都是受惩罚。
张新颖：我们的作家写农民的劳动，其实体会不到农民的劳动是怎么回事。农民看庄稼一点一点长，其实心里是有感情的。
王安忆：会干活的农民会干得干干净净，身上、农具上都很干净，做出来的活很漂亮。
张新颖：对。我看刘庆邦写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去挖地瓜，起早贪黑的，但是她心里有一种喜悦，一下子挖到一个地瓜的那么一种喜悦。但是这个在我们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