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你多次说到跟现在的年轻作家沟通上的困难。我发现你读他们的作品，其实读得不少。
王安忆：我和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不一样。
张新颖：对于一个一般的作家，整个社会风气是很重要的，它会引导他，一般的作家是没有一个抵抗力来作主心骨的。我看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一个基本的感受：咦，有这么一拨人，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其实是掩盖掉他的历史了。
王安忆：他有意的？
张新颖：这是非常有意的。那天，我听张文江讲，一个人要追究自己的生命来历。人怎么可能没有来历？可是这拨作家，他是掩盖掉了，有意识地掩盖掉了，好像我一下子就掉到一个非常现代的环境里，然后在这个环境里展开我的活动。你只知道，他们在酒吧里头，在咖啡馆，或者不是在这种场景里，反正这些人是没有历史的，没有来历的。这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以前不管作家有没有这个自觉，不一定像张文江说得那么自觉，但哪怕就是我不写自己的来历，你不一定想到要写来历，但是，你总归会把个人的生命的信息带进来的。
王安忆：这好像和时代，和生活的场景有关系。现在的生活场景，看着那些孩子，我经常会想，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籍贯何处？我竟然一点看不出来。这个场景特别奇怪，在那种潮流化的装束里，人和人一点区别也没有，说着同样的流行语，传媒和广告制造的同样的表情，简直像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陈丹燕有一篇小说《吧女琳达》，陈丹燕比较少写虚构作品，但一旦虚构，就挺不错。这个吧女琳达在咖啡馆里打工，她在咖啡馆里的状态非常国际化，说英语，和外国人开国际玩笑，服饰，妆容，都是国际流行，可是她下了班，回到家里面，她写到回到家里的这种场景，一方面光线暗淡下来，另一方面是具体的，个别的，生动的细节，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样。我常常给别人讲这个道理，我说，小说，我一定要搞清楚人物的生计是什么？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和生活都是抽象的概念。所有的现代性也都是抽象的概念。
张新颖：很多现在的小说是掩盖了这点，这也可能有一个勇气的问题。我印象很深，奈保尔，他本来在一个很小的英国的殖民地，他是读英语的，他的作品一写就写得像伦敦一样，他说，我写作了好多年，我从来就不敢写我生活的小镇，名字都不敢出现。他后来才慢慢地开始敢写。我们看到的那批作家，他有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