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雯雯系列”之后，就是《小鲍庄》了吧。
王安忆：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整齐，在“雯雯系列”的过程中，还有《本次列车终点》《墙基》《流逝》，这些变数分散在这个时期中，酝酿着后来的事端发生，那就是《小鲍庄》。《小鲍庄》我觉得和“寻根运动”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时阿城跑到上海来，宣传“寻根”的意义。他谈的其实就是“文化”，那是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深厚的背景，对于开发写作资源的作用非同小可，是这一代人与狭隘的政治观念脱钩的一个关键契机。当然，当时认识不到这么多，只是兴奋，因为打开了一个新天地，里面藏着新的可能性。写作《小鲍庄》的直接起因，是一个小小的具体事件。当时我还在杂志社工作，一九八四年盛暑，单位给我一个紧急的任务，说在江苏宿迁县出了一个英雄，一个小女孩，她为了保护一个五保户的老奶奶去世了，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员，我们准备做个报道。我们请了团中央两个人来写，写出来不能用，差不多要开天窗，让我去补。当时我丈夫还在徐州工作，正是靠近宿迁，所以主编答应让我看望丈夫，并且让他与我同去宿迁，一切费用都报销，等于让我们公费旅游一次。我就去了，很热很热的天气。这个村庄向我呈现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也许是“寻根”让我有了不同的眼光，那些散漫的细节似乎自行结构起来，成为一个故事，这就是《小鲍庄》，很偶然的。
张新颖：在你的叙述里面，《小鲍庄》这样一个作品不但跟“寻根”有关系，而且跟去美国有关系，这是一个情况。很多人把它跟“寻根”联系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大家都想不到把这个跟你的美国之行联系在一起。
王安忆：那段时间我是比较低潮的。我从《雨，沙沙沙》开始习惯了一种每天坐下来写作的生活，在去美国以前写了我的第一个长篇《69届初中生》，那个时候的作品看起来真是粗制滥造，完全不爱惜自己的资源。可是真能写，元气旺盛，写作的欲望旺盛，可是从美国回来后，一下子刹住了。《小鲍庄》这本书所收入的中短篇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可以窥见当时的状态。里面东西特别杂乱，有《麻刀厂春秋》，写社办工厂的；有《人人之间》《阿跷传略》《一千零一弄》，是写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的；《大刘庄》《小鲍庄》是写农村生活的；还有一篇《蜀道难》，是写爱情的。写爱情的这篇东西也蛮奇怪的。八十年代初，单位让我到成都开会，还给我一个任务，经过重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