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到九十年代,就是《叔叔的故事》了。
王安忆:一年没写作,然后就写了《叔叔的故事》。似乎又引起了轰动。有时候也蛮需要这种反应的,它对你是种鼓励,就像啦啦队一样。如果足球队没有啦啦队肯定踢不动了,可是啦啦队太喧闹又会分神。
张新颖:《叔叔的故事》出现在九十年代初,从文学史的叙述来说,这是一部社会文化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产生的非常重要的作品。从你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对我来说,是很特殊的一个小说,我使用了一个现代主义的形式,而我通常是遵循事物自然的表象的,并且向来对先锋小说持异议。但我觉得我的这个形式还是和当时的风尚不尽相同,它还不只是个形式,而是,这就是那个故事的外形,它本身就不是一个自然状态的故事,它是虚拟的故事。就是说一个关于讲述的故事,第二手创作的故事。我这么说似乎很费解,小说就是虚拟的,但我是在这个前提下说“虚拟”这两个字,它不再是小说文体的概念,或者说,是第二次“虚拟”。我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写过我给小说起名字,我一般不大用什么什么的“故事”,小说本来就是故事,你如果说“故事”就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所以我一旦要说是“故事”的话,那一定是“故事的故事”。我还写过一个短篇叫《作家的故事》,也是关于讲述的故事。所以用这么一个题目,基本就标出了这个小说的形态了。就是它再次进行的讲述,故事就在于讲述的本身。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如何来叙述叔叔的故事,在假设叔叔的故事已经是事实之后,再来虚构;或者反过来,假设叔叔的故事是人为的虚构,然后企图还原。说起来挺绕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形式。我觉得也不是上乘,技巧玩得太炫目了。
张新颖:也不是。《叔叔的故事》当然是形式,你在写作的时候可能形式的追求比较自觉,形式感比较强,但是读上去并不会觉得特别“硬”,里面有东西。这个东西既是叙述还原出来的结果,也是这个还原的过程。
王安忆:这个形式确实是种需要,什么都是假定的,在假定的前提下再做假定。这有点像梦中做梦的意思。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说,我爸爸做了一个很恐怖的梦。他梦见我爷爷——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世了——爸爸看见爷爷走进房间来,我爸爸非常恐惧,以为是做梦,就把灯拉开了,结果爷爷继续走近他,走到他床边上来,我爸爸更加恐惧:原来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