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可以看得出来。
王安忆：比较得心应手的。我还是要说《长恨歌》对我是比较有栽培的，主要是写实的功力上面，把我推了一步。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染上那种毛
张新颖：长篇接下来就是《长恨歌》了。
王安忆：《长恨歌》现在说得太多了，好像我们对话一上来就说到它。怎么说？和《纪实与虚构》相比，《长恨歌》就太现实了，要赋予它飞扬的气质我只能在它的背景上赋予，这个故事本身是没有飞扬气质的。我大肆渲染它发生的环境，其实是企图将故事从现实层面拉开，拉到形而上，但改变不了根本性质，它依然是现实的，但是批判现实的故事。而现在媒体的炒作也好，时尚的附会也好，把它搞得连现实批判也没有了，变成了一部言情小说。
张新颖：对，这里面其实有立场的，但现在就是把这个都去掉了，然后就变成一个通俗故事了。
王安忆：言情故事，完全很言情的。
张新颖：所以我本来笔记上还写了想问你，《长恨歌》——不谈你的写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痛苦。
王安忆：痛苦倒不痛苦。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人们要我解释上海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我没写过上海，我只能这样。
张新颖：《长恨歌》也会变成上海的一个符号。
王安忆：对，符号，挺损害的，没有办法。我们现在都是公共空间里的人，自己对自己都没有发言权。人们谈《长恨歌》总是谈到怀旧二十年代，其实我在第一部里写的上海根本不是二十年代也不是三十年代，而是四十年代；其次，这完全是我虚构的，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因此也无从怀旧。事实上，这又是我的小说里面最不好的一部分。我觉得陈村的话很对，他说第一部里面都是想当然的事情，到第二第三部里面才有意外发生。然而这个想当然是最对市民的口味了。所以《长恨歌》是一个特别容易引起误会的东西，偏偏它又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成为一个话题，怀旧也成了一个话题，如果早十年的话还不至于。你想八十年代初写《流逝》，谁都不会想到它是写上海，好像和上海是没有关系的。九十年代初写《“w.g”轶事》时也没有人想到上海，大概就陈思和一个人想到了，想到了上海的民间社会，别人都没想到。
张新颖：《“w.g”轶事》是写得蛮扎实的，就写家庭。
王安忆：对，它写家庭，比《流逝》要复杂。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长恨歌》写得比《纪实与虚构》要轻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