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从《长恨歌》到现在也有好些年了。
王安忆：从《长恨歌》以后还有个变化。我本来短篇小说已经基本不写了，大概到八六年《鸠鹊一战》之后停笔不写的，自《长恨歌》以后我又开始写短篇了，重新拾起短篇来。这时候，忽然对短篇生出兴趣，而且生出那么多短篇的题材。
张新颖：短篇的内容有很多是插队时候的事情。
王安忆：《蚌埠》是我恢复写短篇的第一个，然后是《天仙配》。我以前很铺张的，也是缺材料的原因嘛，有材料我不会舍得写短篇，我要把它铺张开来。一方面是缺材料，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写作的欲望。这两个东西放以前我都能写成中篇，可现在节制了，一是节制了情绪，二也是对形式要求严格了。之后写了一系列农村的小的短篇，《喜宴》《开会》《青年突击队》《招工》《小邵》《王汉芳》，等等。插队生活的一些情景泛起在眼前，带着微妙的影调，多是比较“轻盈”的故事，特别适合短篇的形式。这段时间的短篇小说我自己感觉写得还不错，内心是满意的。短篇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收敛，比以前节约文字了。
张新颖：它不是一个节约不节约的问题，它本身“有”。它“有”它就出来了。
王安忆：可是这个“有”是包含了许多准备的，时间的，经验的，认识的，心情的，渐渐积累酝酿，然后形成。对于写作者本人，就是要敏感到这种“有”或者“没有”，顺其自然。在写作短篇的同时，我开始比较多地写十多万字的小长篇——《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标准意义的中篇这段时间里写得不多，就写了《妹头》《新加坡人》《文工团》《隐居的时代》《忧伤的年代》，且都是三四万字的小中篇。总的来说，从《长恨歌》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篇幅小了，收拢了。在此之前我可能十万字的写二十万字，两万字的可以写五万字。
张新颖：我看《隐居的时代》，觉得特别好。陈思和老师不是在研究潜在写作吗？潜在写作和潜在阅读是联系在一起的，《隐居的时代》就写了潜在的阅读。在我们通常的描述里面，“w.g”时代，你们都不学文化。但不是，《隐居的时代》就写到了对书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状态。
王安忆：上海民族乐团有一个弹琵琶的朋友，现在到美国去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八点多了，他打电话过来说，我现在很难过，我很想到你这里来弹弹琵琶。我说，你来。他就带着琵琶来了，坐在我的房间里开始弹奏。弹了几曲以后，平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