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不是有很大影响。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批评很可分析。有一些把你当作社会学的采样来看，他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批评我怎么样对怎么样不对。还有是从现代不现代的标准来批评我。我能理解，批评者面对的是一个文本的世界，我们的写作就是给他们作材料，佐证或者阐发他们的思想成果。而我们的写作一旦实现于社会，公之于众，便是客观存在，他们有权利使用它们。但是，当然，我还是期待能听到贴近我初衷的评介，我的台湾出版商，我们合作了十来年，彼此了解，他看《桃之夭夭》，说最精彩的一笔是，到最后你都没有说出她的父亲是谁。这话很有道理的，她的父亲是谁是不重要的事。迟子建看《姊妹行》，她说看到最后，分田找到水，问水走不走，水把孩子一扔就说走，她说我看到这里都惊呆了。其实我真是当脑子里有了这个动作时才觉得可以坐下来写了。写作的人往往心有灵犀。
张新颖：《姊妹行》的叙述，前面很有耐心地写点点滴滴、细枝末节、来龙去脉，一字一句，不厌其详，不嫌其烦。可是，写到最后，简洁来了，而且简洁得令人震动，就是那个把小孩往地上一放，站起来就走的那几句，要说惊心动魄，也不过分。有了前面的细密坚实做铺垫，简洁干脆的文笔的力量就一下子出来了；那种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的力量也就出来了。这种不屈不挠的求生意志，平时淹在人海里看不出来，可正是这样的看不出来却蕴含着不可思议力量的东西，做成了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底子。所以我也很喜欢这篇东西。
王安
入书写。现在挑剔多了。也不晓得写到什么时候就会不想写了，或者再也写不出来了。
张新颖：大概不会吧。
王安忆：不晓得。但我一定会见好就收，绝对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写不出来硬写。那是很不好的。
张新颖：这个很难判断。
王安忆：自己心里有数的。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作家不清楚的，是作家都知道。你看有些作家特别在乎别人的评论，然后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解释自己的作品，心里都很清楚的。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实力，又使出了多少，实现了多少。一部作品写出来，任凭别人怎么说，真知道好坏的就是作家自己，没有例外的。除非是特别愚顽的人。
张新颖：对你的批评意见其实也蛮多的。
王安忆：没批评到点子上就和没表扬到点子上一样的。
张新颖：所以你其实不太在意的？
王安忆：不太在意。
张新颖：对你不是有很大影响，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