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普利策小说奖给了AlltheLightWeCannotSee（《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讲的是一个巴黎的盲人女孩，和一个德国的纳粹少年，用交替的章节朝结尾的相逢执着前行的过程。拿奖前就卖掉了一百六十万册，而且一直躲不开对它的各种青睐，但看到这样的配置总是很难提起兴致。读了之后更困惑，这个小说中所有情节上的褶皱，都像是用了一个免费版的APP“青少年战争故事生成器”。比如，盲人女孩坚强敏慧，热爱阅读，在父亲的督促下战胜胆怯，拄棍自在往来；男孩在孤儿院长大，聪颖无比，以自学无线电修理技术受到高官赏识，送入纳粹学校享受高等洗脑，却开始怀疑党，怀疑战争。还有几条支线情节（比如一个得了绝症的纳粹军官，整本书都在找一颗能把自己灾祸转嫁给身边人的宝石），更古旧得让人瞠目结舌。
正如曼特尔所演示的道理，人人皆知的故事不是不能讲，黄蓉最拿手的是炒白菜、蒸豆腐，而点《十年》的未必不会唱歌。我觉得文学最重要的，其实是文字的音调高低、材质厚薄符合行文的态势，但正因为安东尼·多尔（AnthonyDoerr）写战争写的都是陈腐的悲喜和刺激，所以他在修辞上花的气力永远是过猛的。比如随意挑出的这句，是女孩躲在壁橱里避过搜捕之后的反应。心脏scramble（很难撇清手脚并用狼狈爬行的本意）？充氧（oxygenated）的血液？这基本就是扎迪·史密斯所嫌弃的抒情现实主义。
除了时常迷失于一次次迸发的、多余的、疯狂离题的词汇腹泻，这本书还纯粹受累于它不可思议的长度所带来的重负。
这句笨拙的话来自久远的1996年，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还活着，后现代还没有过时。当时尚未出名的戴夫·艾格斯（DaveEggers）给《无尽的玩笑》写了这样一篇书评。对书的见解背离人民群众，不是问题，陛下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就像我对《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的攻击十有八九离谱一样，而艾格斯居然好意思在《无尽的玩笑》十周年的新版上作序，天花乱坠，号称1067页没有一个懒惰的句子，虽然含蓄，但动人到“不可思议”。其实对一本书的态度十年转个一百八十度不算什么大事，但新序中只字不提十年前的厥词，就显得不够磊落。
这两天发现，2000年，已经红了的艾格斯接受学生期刊采访时，居然在电子邮件中激动起来，苦心劝告对方：“不要当一个批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