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着张扬而温饱的知识分子生活。但天生是写政治的，他开始走出国门报道世界大事，接下的十年，如同小说或者影视当中的名侦探—他到哪里，哪里死人，而七十年代这个星球上何处有动荡和不幸，希钦斯就会偷偷隐现在那个陌生国度的陌生群众之中。
塞缪尔·约翰逊说错了，厌倦伦敦，不一定就是就厌倦人生。八十年代，希钦斯觉得伦敦没劲，狭小的英伦政坛肃穆，不说死水最起码是微澜，于是他去了美国，觉得在华盛顿他终于可以像他倾慕的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一样，作为一个英国人，毫不利己地横穿大西洋，用笔杆动摇国事。在《上帝没什么了不起》之前，希钦斯口碑好，但书卖不了几本，人家奚落他，说你也就是个写政治宣传小册子的（pamphleteer），他觉得你总算夸到了点子上。
在诊断出癌症之前，有十五本书在希钦斯的名下，他经营着三个专栏，每个礼拜还要四处奔波去辩论。人们常疑问他每个礼拜那些信息量巨大且文辞考究的文章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和他同名的作家克里斯托弗·巴克利（ChristopherBuckley）说，有一次他们一帮人和希钦斯吃饭，从中午一直吃到半夜，饭局解散之后，他都想去附近的医院躺下了，但希钦斯回去写了篇长文发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名利场》的著名写手、编辑格雷顿·卡特（GraydonCarter）回忆，希钦斯有次去他们家做客，前一天刚做了化疗，他们一些朋友吃饭聊天喝酒又晚了，希钦斯突然说：“我还要发个专栏。”卡特说：“不用吧，他们应该会体谅的，你昨天刚……”希钦斯扬了扬手，包里抽出个笔记本电脑，坐到一边敲了半小时键盘，又回到酒桌旁边。卡特说他第二天看了那篇文章，觉得是不是自己也应该去做做化疗。
现在希钦斯回答“Howareyou?”的时候会说，“我快要死了，仅此而已，不过你们不也是吗？”（I’mdyingButsoareyou.）他说他治疗期间有时不能写作，除了孩子的丧父之痛，这一点最让他担心，“因为如果不能写作，恐怕我坚持活下去的愿望也没有那么强烈了。”希钦斯在他的一本小书《致愤青》中有一句话乍读到如醍醐如惊雷如被踹中小腹，以后也经常想起：“我只能活一次，滚他妈的，可鄙的妥协让步就是一秒钟也不行—有时候这样告诉自己，还挺有用的。”如果允许我用一些矫情的辞藻：希钦斯是一个打定主意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