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后的堡垒。
我们这时候要提防一种诱惑，就是万能理论解释一切的激动人心。有人说《麦田》其实是本战争小说，霍尔登是塞林格见过了集中营之后回到美国的歌舞升平里对这些麻木同胞的厌恶。有人说《九故事》也是一本分成九章的战争小说，因为里面几乎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像是口袋里藏着z.sha遗嘱的主角，这种濒临崩溃就是塞林格自己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不太喜欢这样方便的“标准答案”；因为战后创伤太多样了，我们能细细审问的，只有塞林格已经拿出来的文本。
类似的答案还有宗教。所有聊塞林格的人都“知道”他“信”吠檀多。吠檀多教义里有人生四阶段，学徒、成家、退出社会、放弃世界，还要信徒拒绝女人和黄金，让他们工作不求回报。说的好像我们正面对一个“吠檀多化身”。但就像对于战争一样，我们难以确认塞林格自己到底信了哪几条，至少教义就没法解释他的那些情书，以及他为了不让别人写他，打旷日持久的官司。这些理论就像我们发现了一把精美绝伦的钥匙，欣喜若狂地拿来恭维那把其实未必那么深奥的锁。其实宗教更像是塞林格盲目追求完美的一种延伸，因为它无外乎也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提供答案，提出一些不可能完全遵循的标准，并且对达不到这些标准的人气急败坏。塞林格最后几个中短篇，都在着了魔般地写格拉斯家的几个天才儿童，让他们开宗教讲座，制定处世之道，也就是塞林格一厢情愿想把自己中年的智慧放在少年的童真里。如此聪明、如此细腻的一群孩子都活得如此痛苦，人间果然不太值得。其实塞林格也知道这种写法不自然，从《九故事》最后一篇《泰迪》（Teddy）到后来成书的四个“格拉斯家族”中篇，里面到处是作者一种“我偏要这样”的任性。直到1965年他最后一次发表作品，《哈普沃思16，1924》（Hapworth16,1924），占了几乎整整一期《纽约客》让七岁的西摩·格拉斯开书单（就是三十岁在《香蕉鱼》里z.sha的那位），就很像辞职以后最后一个工作日搞的破坏。
谈论塞林格能提醒我们，读者之间对伟大文学的理解是多么不同，而我们想给伟大文学下定义的时候又是多么捉襟见肘。即使我们把标准降到几乎肯定错误的底线—能让你觉得它是在写你就是好书，也没多大帮助，因为这样的逻辑几乎就把《麦田》锁进了“青春文学”的书橱，至少我不愿和一个完全跟霍尔登心心相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