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而如果这些市场上的商人没有汇款，可能会在国内造成严重的问题。纽约商人哈姆林（Hamlin）和范维克滕（VanVechten）非常焦虑地催促道：“大约11个月前，你从我们这里购买了最后一批货物，我们的负担很重，今年春天无疑也会有很大压力，我们要求你提早汇款，无论是以现金还是产品的方式。”如果原棉价格迅速下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商人的棉花价值会低于他们的预付款，使他们很难或不可能偿还债务。结果导致了1825年、1837年和1857年的全球经济恐慌。45
尽管有着周期性的经济崩溃，大部分资金还是非常容易地转移到世界上最偏远的采用奴隶劳动的棉花生产区。尽管资本迅速增长，欧洲采购经纪人、销售经纪人、进口商和承购商仍然难以渗透到以农民劳动为主的棉花生产农村地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民生产的节奏非常固执，很难被改变，这让棉商和制造商感到非常受挫。事实上，欧洲战争资本主义这件工具在北美如此有效，却并不能把亚洲和非洲的土地和劳动力全部纳入全球棉花网络。必要的物质、行政、军事和法律上的基础设施在那里根本不存在。
并不是说欧洲商人资本和农民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联系，例如在印度就存在着关联。但是，棉花交易量仍然有限，而质量从未让欧洲制造商满意。印度生产棉花的方式从未满足现代欧洲纺纱厂的特殊需求。事实上，在农民种植棉花的地区，欧洲的资本没有到达生产者。相反，当地耕种者保留了对其土地和劳动力的充分控制，没有实行全球市场所需要的棉花的单一种植，而本土商人保持着对内部棉花贸易乃至出口贸易的控制。直到1851年，印度商人如柯赛特吉·弗恩多恩吉（CursetjeeFurndoonjee）、科瓦斯基·纳纳霍伊·达瓦尔和孟瓦吉·弗兰吉·般岱（MerwanjiFramjuPanday）从印度出口的棉花包仍比欧洲商人多。欧洲公司即使存在，也往往是印度棉商的下属代理人，并向印度商人借款。当然印度商人也主宰了印度本国的棉花生产，当地资本主要为出口棉花提供资金。46
印度商人在原棉贸易中的中心作用建立在他们早期在布料交易中的作用上。1788年，印度贸易局向东印度公司的总督报告说，棉花贸易“仍然还是以原住民非常简单的方式进行，生意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进行”。首先，印度商人如孟买交易商佩斯东吉·杰姆沙特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