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经济活动都围绕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原棉。一位英国殖民*员在70年代中期观察到，在贝拉尔，“棉花的种植几乎完全是为了出口。国内的家用布的制造受到英国商品进口的冲击，许多织工阶层的人已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地经济的这种重新定位也迫使人们从事农业劳动，例如班贾拉人（传统上运送棉花的牛车主人）以及纺纱工和织工都发现自己失业了，并越来越依赖从事农业以维持生计。事实上，40年后，一位记者报道，“自从铁路通车以来”，贝拉尔曾经欣欣向荣的棉花制造业几乎全部消失了。40正如里韦特－卡纳克在1869年解释的那样：
现在并没有太多可抱希望的了，因为自从这条铁路支线通到本地，欧洲的成品得以进口，本地棉布的市场已经被抢走了。其结果是，不仅会获得更多的原材料供应（因为现在已经加工成纱线的产品将被出口），而且现在大量原本从事纺纱和织布的人口可以转变为农业劳动力，因此丛林土地可能被开发出来，种植面积会扩大。
对于印度事务大臣查尔斯·伍德来说，印度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棉花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总体上令人满意。当地织工和我早年在西赖丁沼泽边缘时所记得的那类人很像。每个小农都有20至50英亩的土地，家里有两三台织机。工厂和工场破坏了这种纺织家庭，现在他们完全是农业工人。印度的复合型生产者（即将农业与家庭制造相结合的人）将以同样的方式终结。”像伍德这样的同时代人都明白，他们在将世界农村改造为原材料生产者和制成品消费者（以及最终的工厂劳动力提供者）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41
总而言之，贝拉尔成为世界上重建棉花帝国最重要的实验室之一。其多样化的农业经济转变为日益专业化的棉花种植。《亚洲杂志》在1872年提道：“一股以前不为人知的压力推动着人们去种植棉花。”1861年，在贝拉尔有629,000英亩土地上种植了棉花，到1865年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近一倍，然后到19世纪80年代再增加一倍。到20世纪初，贝拉尔独自生产了四分之一的印度棉花收获量，这一产量比埃及的收成还要多。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贝拉尔“已经成为完美的棉花花园”。42
与印度和美国一样，在埃及，棉花农业的扩张是国家强有力干预的直接结果。在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埃及对产权进行重新定义，使大量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