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纳入全球经济之中，特别是纳入为世界市场而从事棉花生产的体系之中。
到19世纪末，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已经加速到一个地步，使得资本家和政治家共同努力加快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崩溃，或者至少把它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为了迫使人们勉强接受这些新的g,m性的工作安排和社会关系，他们不时要诉诸身体胁迫。就像棉产品制造商亨利·阿什沃思1863年在曼彻斯特商会面前说的那样，他们不愿等待，“以让价格做到一切”。要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就必须从历史上维系他们的相互义务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土地也必须从非经济联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可自由销售的商品。这种“解放”在意识形态上依赖引入历史上某些特定的组织生产方式，因此是由它帮助产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甚至种族等级制度所促成的。资本家是这个时代真正的g,m者。72
统治者和官僚支持这个项目，因为获得原材料（包括棉花）越来越成为国家政策的试金石。当他们巩固国家时，重新安排全球经济联系实际上成为他们有意开始的计划——事实上，19世纪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与民族国家本身的加强和巩固是齐头并进的。强大的国家、统治者和官僚依赖强大的民族工业，而民族工业又依赖原材料和市场；这些工业产生了可以征税的财富，并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反过来又加强了社会稳定，进一步加强了国家。73
因此，包括全球市场在内的市场建设是一个政治进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竞争获得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这一政治进程越来越受到民族国家的制约。国民经济、帝国和民族资本家日益成为新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基石。随着殖民世界成为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国和一些行业的重要市场（例如，英国棉产品出口的60%流向印度和远东），工业资本主义开始采取新的面貌，各国对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领土实行政治控制。1876年至1915年间，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分配或重新分配为殖民地”，这证明有固定疆域的领土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政治家和资本家实际上融合了各自对权力和积累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形式。工业资本主义的方法是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工厂生产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现在已走向全球，日益取代了战争资本主义的经过试炼的方法。7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强新巩固的民族国家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