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愿望很简单。我想要一只狗。我想要一栋带楼梯的房子，一家人住两层楼。我还想要一辆四门的旅行车，而不是我爸爸那个引以为豪的宝贝—一辆双门的别克车。我还常跟人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做一名儿科医生。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跟小孩子打交道。很快我发现，大人们听到我这么说会很高兴。噢，做一名医生！真会选！那时候，我扎着小辫子，把哥哥使唤得团团转，还总是能够在学校拿A的成绩。虽然我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但我壮志满怀。今天的我认为，大人问孩子的一个最没用的问题就是“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好像长大就是终点。好像在某一个时刻，你成了一个什么，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在我的人生中，我曾是一名律师，一家医院的副院长，一家帮助年轻人开创有意义的事业的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我曾是一名出身工人阶层的黑人学生，在一所几乎全是白人学生的学费昂贵的大学里就读。我曾是各种场合中唯一的女士和非洲裔美国人。我曾是一位新娘、一位疲惫的新妈妈、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儿。直到不久前，我刚刚卸任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夫人。第一夫人不是一份真正的工作，却给了我一个超乎想象的平台。它给我挑战，让我谦卑，鼓舞我，又贬低我，有时这些会同时发生。我刚刚开始回首过去这些年里发生的所有事，从2006年我丈夫谈起要竞选总统的那一刻，到今年（2017年）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和梅拉尼娅·特朗普步入同一辆轿车，陪她参加她丈夫的就职典礼。这一路走来，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当你成为第一夫人，美国在你面前便呈现出极端的面貌。我曾经去过募集资金者的私人宅邸，那里看起来像是一座艺术博物馆，里面的浴缸是用宝石制成的。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在“卡特里娜”飓风中失去一切的家庭，一台能用的冰箱、一个火炉就足以让他们流下感激的泪水。我遇到过一些浅薄虚伪的人，也遇到过一些精神高尚、坚强到令人惊讶的人，他们中有老师、军属等等。我也见过一些孩子—来自全世界的许多孩子，他们让我大笑，让我充满了希望，他们忘记了我的头衔，和我一起在菜园的泥土中东翻西找。
自从勉为其难地步入公众视野后，我曾被捧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女人，也曾被贬为“愤怒的黑人女人”。我曾经想问诋毁我的人，他们想强调这个词的哪个部分，是“愤怒”“黑人”，还是“女人”？我曾经微笑着跟一些人合影，他们在国家电视台辱骂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