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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给我们的都是很好的老师，先是马蒂内先生，后来是贝内特先生，他们都是性格温和、让人愉快的非洲裔美国人，很愿意和学生交流。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学校对我们的重视，这也让我们更加努力，对自己更有信心。这种独立学习的计划强化了我争强好胜的性格。我疯狂地往前赶功课，暗暗关注着自己在班里的排名，我们逐渐从长除法学到初级代数，从只能写一个段落到能够提交一篇完整的研究论文。对我来说，学习就像一个游戏。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游戏中占上风的时候，我是最高兴的。
我会把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告诉母亲。午饭汇报后，下午我还会跑回家一趟，把书包扔在地上，匆匆找点吃的，向母亲二次汇报。我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母亲在我们上学时会做什么事情，主要是因为我没问过，毕竟孩子们大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不知道她对于做传统的全职主妇是什么感受，是否更愿意出去工作。我只知道，我回到家时，冰箱里总有食物，不光有我的，还有我朋友的。每次我们班外出活动，母亲总会主动要求陪同，她会穿上件漂亮裙子，涂深色唇膏，和我们一起坐公交到社区大学或者动物园。
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节省，但我们不常讨论花费超支的问题。母亲总能想到办法来弥补。她自己修指甲，自己染头发（有一次不小心染成了绿色），只在过生日时买新衣服，由父亲买给她作为礼物。她一辈子都不是很有钱，但是心灵手巧。我们小时候，母亲变魔术般地把旧袜子改成布偶，跟《大青蛙布偶秀》里的那些一模一样。我家的桌布是她自己用钩针手工编织的。一直到中学我的很多衣服都是她做的。后来，在牛仔裤前兜上拥有一个凯莱·范德比尔特的“天鹅”标突然变得意义重大，于是我坚持不要她再给我做衣服了。
母亲还经常改变我们起居室的布置，换一个新的沙发套，或者换一下墙上挂着的照片和装饰画。天气转暖的时候，她循例会进行一次迎春大扫除，把边边角角都打扫一遍—家具用吸尘器吸一遍，窗帘洗一下，风,bao窗都拆下来，用威斯特清洁剂清洗玻璃，打扫窗台，然后换上纱窗，把春天的气息迎进我们狭小拥挤的公寓。她还经常到楼下的萝比和特里家里，把那里也打扫一遍，尤其是在他们年纪渐老、精力不济后。因为母亲的原因，直到今天，我一闻到派素清洁剂的味道，马上就会感觉生活很美好。
圣诞节是母亲发挥创意的好时候。有一年，她想出一个点子，把波纹纸板覆盖在家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