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维克托在宴会厅里，我想。”
“啊。她一定是在帮他擦地板，待会儿那里有场宴会。”
“不。不是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对。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斯卡多夫斯基。广场餐厅乐队的指挥。”
前台，而根尼亚则在帮另一位将行李搬到门口。
“这也许跟天体平衡有关，”他想，“宇宙中的某种平衡。一定时间内的总体体验是恒定的，所以，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六月印象深刻，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这个要求。”
“为了他们有可能记得，我们自己必须忘记。”瓦西里总结道。
“正是！”伯爵说。
“为了他们有可能记得，我们自己必须忘记。但我们该为这个事实感到不快吗？我们能因为他们从那一时刻获得的体验比我们的更丰富就觉得上当受骗吗？我想不能。因为在人生的暮年，拥有一段崭新而持久的人生记忆早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相反，我们应该致力于确保他们能自由地去体会自己的人生。我们必须毫不畏惧地这样做。我们不该再去帮他们掖好被子，扣好衣服了，相反，应对他们能自己做好这些事充满信心。而假如他们在刚得到的自由面前显得有些笨拙，我们则必须保持镇定、大度和审慎，并且鼓励他们在我们的关注下去冒险。然后，当他们终于从生活的那扇转门里成功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自豪地长叹一声。”
如果伯爵刚才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告诉瓦西里，黄金岁月可能转眼即逝，甚至不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多少印记，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那么眼下就是最好的例子。
伯爵在礼宾服务台前结束了那番愉快的交谈，接着他来到宴会大厅并揪住了一个恶棍的衣领，整个过程也就花了三分钟——“一眨眼的工夫”。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伯爵甚至不记得他从走廊里跑过去的时候撞在了格里沙身上，并把后者提着的行李都撞掉了；他也不记得自己猛地撞开宴会大厅的门后大喊了一声“啊哈！”；他更不记得自己把那位自以为是风流才子卡萨诺瓦的家伙从鸳鸯椅上一把揪了起来。后者正同索菲亚并坐在椅子上，拉着她的手。
仿佛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伯爵一面朝酒店的入口处大度而审慎地打了个手势，一面示范性地长叹了一声。然后，他伸手在礼宾服务台上敲了敲。
“顺便问问，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瓦西里把目光从票据上抬了起来。
“您是说索菲亚小姐？”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