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领着“主教”穿过空荡荡的办公室，进到封闭的楼梯间，然后下了两层楼梯，到了低于街平面的那一层。
别看“主教”在酒店管理上总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但很显然，他从没到过地下室。从楼梯底下的门进去之后，他既恐惧又嫌恶地往四周看了看。
“第一站到了，”说完，
伯爵又从桌子后面绕过来，挺身站到了“主教”面前。
“要么你自己把钥匙给我，”他说，“要么我到你身上来取。没有第三种选择。”
“主教”满脸愤慨地抬起了目光，见伯爵已经将那支老式手枪高举在空中，像是立刻就要落下来对准他的脸。“主教”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扔在了桌上。
随着钥匙落在桌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伯爵发现“主教”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突然不见了，仿佛那些优越感一直都是他那串钥匙带来的。伯爵拿起钥匙圈，将钥匙逐把理了一遍，直到他找到了那把最小的。然后，他便把“主教”所有的文件柜一个个打开来。
前三个柜子里整齐地放着一整套酒店的业务报告：收入、入住率、员工、维修支出、库存；对，还有偏差。其余柜子里装的都是个人资料。除了一些已在酒店住了多年的各种顾客的信息，柜子里还按字母顺序陈列着所有员工的个人档案。阿尔卡季、瓦西里、安德烈和埃米尔，连玛丽娜的都有。伯爵只在这些档案上扫了一眼，便马上明白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对每个人的缺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次的迟到、失礼、不满、偷懒、醉酒和愿望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你无法以偏概全地将这些档案的内容斥为伪造或有误。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或者那个阶段有过意志薄弱的时候，可如果让伯爵把他们每个人的美德或者善举也编撰成册的话，那这些档案会比柜子里的那些多上五十倍都不止。伯爵把他的朋友的档案都取出来摊在桌上，又回到柜子跟前，在字母“R”的下面找了起来。找到他自己的档案夹时，他很高兴地发现，它是最厚的。
伯爵看了看他的手表（或者该说是“主教”的）。已经凌晨两点半了：一天之中最阴森的午夜时分。伯爵给第一支枪重新装上子弹，把它别在皮带里，然后用另一支枪指着“主教”。
“我们得走了。”说完，他拿着枪朝桌上的文件挥了挥，“这些都是你的东西，你来拿着。”
“主教”没有反驳。他把档案收好，拿了起来。
“我们去哪儿？”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