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图），就是通过让自己的商品混入别人贡品中，从事间接贸易（例如葡萄牙商品可能由暹罗国王买去，纳入献给中国皇帝的贡品中）。
借由与贡使互换礼物，中国皇帝正式确认他们的统治者身份，但也清楚表明彼此的尊卑主从关系。来朝贡使一律得向他行跪礼，即使贡使由国王本人担任亦然，但中国皇帝不必向贡使行此礼。此外，双方交换的物品本身，带有浓浓象征意味。外国所进献的物品，应当是中国所没有的珍奇物品，且其价值来自拥有它们彰显了皇帝的身份，而不在于其本身有何实用价值，例如明朝皇帝将珍禽异兽纳进御兽园，借此强化他们天下主宰的身份。皇帝所回赐的物品往往带有高雅、文明的象征意味，例如书籍（特别是儒家典籍）、乐器、丝织品、瓷器、纸钞（中国独一无二的发明，自12世纪问世以来已通行数百年）之类。许多赏赐对进贡国的统治者非常有用，可供他们再赏赐给自己的臣民，厚植政治势力，且借由提醒国内其他贵族，他们有特殊渠道可直达天朝（世上许多地方所盛行之高雅品味的界定者），更形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因此，朝贡制度的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但在这同时，这制度也为蓬勃的贸易立下基本准则。清朝认为，暹罗国将稻米运到广东（而非运来糖乃至鸦片之类无用、奢侈的商品），乃是“很文明的行为”，为示嘉许，清朝更形扩大贡品贸易（暹罗人为此受益更甚于稻米运输业者）。清朝借此奖励暹罗的忠心，但也促使压低了华南粮价。
仔细检视进贡使节团本身，我们发现道德秩序和经济利润在许多方面密切相关。不只随进贡团进京的贸易商，带来可在北京期间私下销售的商品，就连皇帝赏赐的礼品也往往迅速变卖出去（事实上，中国贸易商和某些外国人一样，抱怨朝廷赐给外国人的东西不够多，他们深知外国人就借着将部分赏赐迅速变卖求现，以取得购买其他中国商品的资金）。借由以贡品交换赏赐，许多中国商品的价值得到确立，使它们成为在国外奇货可居的奢侈品，因为它们是皇帝所御赐的东西。
这现象不只适用于象牙筷子之类物品（即使在用手吃饭的国家里亦然），也适用于货币本身。中国z.府印制过量纸钞时（常有的事），受赐纸钞的贡使，若拿纸钞换取中国境内的商品，获利甚微，但拿回国内，纸钞仍可以引来欣羡，因而备受重视（但其价值与其上所印的面额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