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将中国纸钞带回国的人,是在追求无实用价值的身份象征,或者如任何精明的贸易商一样,只是不想在纸钞已过剩的地方用掉纸钞?带回丝织品的人又与这有何不同?没错,中国的印花丝织品可以穿戴在身上,纸钞不行,但它们也和纸钞一样,具有众所公认的高价值,且是几乎和今日美钞一样难以伪造的价值;它们还是身份地位象征,即使从不穿在身上亦然。因此,丝织品既是上层人士的织物,也是货币的一种;在许多地方,可以拿丝织品来抵缴部分税,甚至规定必须如此(约略1600年之前,在中国本土确是如此,明朝皇帝常以大量的丝织品赠予蒙古人、其他潜在侵略者,换取彼此的和平相处)。因此,朝贡制度虽然明显未将经济利益放在首要考量,却同时协助确立了一个广大的共同市场,赋予该市场共通货币,界定了主流品味(此品味有助于打造出值得为其生产供应商品的市场),创造了时尚、行为两者的标准(该市场里的上层阶级,借这些标准确认对方是可以交易的对象,而不致有损身份地位或冒太大的违约风险)。如今,这些功用或许分由许多看似不相关的市场参与者(从国际货币基金到圣罗兰公司)来行使,但我们并未摒弃其中任何一项功用。在贡品贸易集中于北京的时代,这种贸易不因仪式化而失却商业意涵,也不因具有通商贸易的实质而失却仪式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