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娶的最后一任妻子往往比他们年轻许多（一旦爬升到高位，就不需要再娶个地方关系特别好或特别有钱的女人），因此，他们死后，往往留下一小群非常有钱的寡妇。而这些寡妇的放荡，常叫那些恪守加尔文教义的荷兰男人惊骇反感。
从1619年创立巴达维亚直到19世纪末期，荷兰卫道人士和垄断资本家不断在努力“驯服”这些女人，而至少最终有所成就；例如，较后几代女人似乎比前几代女人更遵守欧洲的两性道德观。随着长距离贸易欲成功需要更大的资本规模、更大范围的国际往来，欧洲公司和它们的华人、印度人经商伙伴（全是男性），也愈来愈压缩这些女人做生意的空间。
最后，随着19世纪末期的诸多新发明问世（包括苏伊士运河、电话、冷冻运送、预防注射等等），欧洲人愈来愈能在东南亚过起道地欧式生活，于是，新一代荷兰*员上任时选择带妻子同行，或打定主意不久就能返国，到时再娶个本国女人。尽管如此，欧亚混血女人所经营的贸易，在地方与地区经济里仍举足轻重，例如许多这类女人从事房地产买卖和放款业务，借此将丈夫的经商利润投注于东南亚贸易城市周边地区的地方发展。（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们之所以一直保有这利基，有部分是因为许多这类女人的丈夫抱有种族歧视观念，尽可能不和当地人打交道。）
直到19、20世纪之交，这一领域仍未消失，经营该领域的人仍不肯交出大权。印尼小说家普拉姆迪亚·杜尔（PramoedyaToer），就以深刻有力的笔法刻画了一个这样的女人。小说中女主人公为了保住她所经营多年的生意（和小孩），和半发狂的荷兰丈夫、丈夫在荷兰家乡的“合法”家庭，持续抗争了许久。这个虚构的女人，最后就如同现实生活中许多和她一样处境的人，以失败收场；但三百年来，就是像她这样的女人，建造并维系了她们丈夫所声称归他们所有的那个世界的一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