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不只协助创造了英国对中的直接顺差，还促成金额更大的英国对印度顺差。没有这些顺差，英国不可能保住其西方最大消费国和最大资本供应国的地位；整个大西洋贸易的增长也将缓慢许多。英国领导下的百年工业化，改造了西方许多地区，但要到19世纪快结束时，西方才成长到不需倚赖在亚洲的劫掠。
这一平衡态势仍有一个谜团未解：中国没有哪个国家让其享有巨额顺差，那么它如何支应与英国、印度长达百年的不平衡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居功厥伟的贸易）？史料不足以让人得出确切答案，但最合理的推测是海外华工、华商汇回中国的资金填补了差额。
随着19世纪末期的殖民行径为出口导向的生产开辟了新天地，在东南亚原已势力不小的华人侨社随之更快速成长。加州淘金热在美洲开启了发达致富的机遇；从古巴到夏威夷等多个地方的种植园，亟需廉价而技术纯熟的甘蔗工人；新问世的消息传播渠道，使人更容易得知存有什么机会。数百万工人只身前往这些地方（往往因为他们所前去的社会不准他们携家带眷），即使薪水微薄，不赌不嫖的工人还是能省下大笔钱寄回老家；电报和新金融机构使汇钱更容易。确切的汇回数目不得而知，但总数想必相当大。因此，为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Pacific）铺铁轨的华工，可能不只为铁路建设出了力气，他们所赚的钱，经中国、印度、英格兰辗转流到美国，从而可能也提供了资金。
因此，鸦片不只将中国、印度、英格兰、美国牢牢结合在四边贸易关系里，还在维持英国工业化的持续向前和19世纪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不断扩张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