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当然会进入高价位，
但许多消费者认为，
问心无愧值得付较高的价格。
如果不是被迫，你为什么要给别人干活？这个问题不是大多数人会多想的问题，但它在政治家、知识分子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其他几百万人的头脑中就是一个百转千回的问题，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几百万从前的自耕农和工匠成为雇员，而几百万从前的奴隶则努力让自己自由且安全。尽管有许多微妙差异，但大多数回答都归结到一个或两个（或是这两个结合成的）基本思想上。可能为一个雇主工作会有意义，因为他拥有某种东西——也许是机器，尤其是良田，或者是出色的想法——使他支付给你的多过你为自己干活所赚得的。可能为自己干活根本就不是个选项，因为你缺乏土地使用权或其他你需要用来生产什么东西的资源；反过来，这种缺乏或许代表真正的资源不足（比如你是一个小农场主的一群孩子中的一个），又或许代表人为的资源不足（当掌权的政治精英设法垄断关键资源时）。
西非20世纪初期可可树种植的繁荣，极为突出地呈现了这些相关联的问题，该行业作为理论上保证要废除奴隶制，而实际上对该做什么游移不定的殖民政权的牌色被打出。这在从前的阿桑特（Asante）王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为真实，此地在1898年之后是英属加纳（Ghana）的一部分，1908年左右开始成为可可树主产区。
1807年之后，跨大西洋贩奴贸易逐渐被压制，但是包括阿桑特在内的主要奴隶输出地并没有停止获取奴隶（大多从远离海岸的更弱小的王国获取）。作为输出奴隶的替代，他们动员劳工出口诸如棕榈油（用于制作肥皂和润滑油）、野生橡胶（在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园接管世界市场之前）、黄金以及后来的可可等产品。尽管用工安排在每种情况下都有显著不同——涉及人的被约束状况，要做多少无偿工作，他们如何被污名化，以及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多么容易被改变地位——但没有一种是纯粹的合议性用工安排。事实上，非洲内部的奴隶制因作为出口奴隶之渠道而发展的现象消失了，这是欧洲殖民统治在19世纪后期重要的合法化举措之一，而一些被吓坏的公司，比如吉百利（Cadbury’s），誓言抵制一切由奴隶种植的可可。然而欧洲人一旦掌权，就完全不能肯定他们希望鼓励自己殖民地里的“自由劳工”，而在本土，他们把自由劳工作为文明的一个标志大声鼓吹。
此现象的部分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