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我不得不将多种资料和证据拼接在一起，其中既有文本典籍，也有图像资料；既有z.府公文，也有笔记轶事；既有道教的传统经典，也有其他来源的著作。当然，这些史料都构成了挑战，这里举出一例或许有助于说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宋徽宗的巨幅画像（彩图一），上面没有标明作画日期或画家署名，但故宫博物院确定作画日期为宋朝。观看这幅画像有助于我们想象宋徽宗的模样：他正襟危坐，没有倚在龙椅背上。他的脸圆圆的，面颊饱满，留着细细的胡须。他并不很瘦，甚至可能有点圆润，但大部分身体都掩在衣服下面。尽管无法确定他的年龄，但画像中并不是一位老者。他似乎正在凝视着某物，或者正陷入沉思。面对这幅画像，我能想象出他是一个敏感而自信的人，但我也承认，别人在观察这幅画像时可能会对他产生不同的想象，例如，也许会看到一位和蔼可亲且自我满足的人。
对历史学家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意识到哪些方面不应该从这幅画像中推断出来。这幅画像作于宋徽宗离世后，用于宫廷举行祭祖仪式时悬挂。从宋徽宗所穿长袍的颜色或款式，我们推断不出任何个人特征，因为这是一组宋代祖先画像中的一幅，在这组画像里，所有的宋朝皇帝都身穿红色圆领长袍。画像中的徽宗坐着而非站着，还将双手藏在袖子里，我们也不应根据这些姿势推断出什么，因为并非宋徽宗本人想要被描画成这幅形象。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幅画与徽宗本人有多像。这幅画应当是宋徽宗的儿子高宗在杭州听到父亲离世的消息后才命人绘制的。但在那个时候，南方的这些画家至少已有近十年没有见过徽宗了。画像可能是宫廷画家和高宗等人根据记忆以及期望中徽宗的形象所绘制，然而，记忆永远是不完美的。
在通过文字记录了解宋徽宗时，我们同样需要注意，这些资料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又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内容。《宋会要》是最主要的z.府文件汇辑，其中收录了七千多份徽宗批阅过的文件原文或概要，包括呈递给皇帝的奏章或皇帝颁布的诏书。此外，还有徽宗宣称自己亲笔创作的大量诗歌、书法与绘画作品，甚至包括他写给一位道士的很多亲笔信。许多宝贵的资料收录在徽宗朝*员的文集，以及宋徽宗身后数十年间编纂的笔记小说里。有关徽宗在世最后二十年发生的事件，《三朝北盟会编》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史料，它引用大量的第一人称叙述，其中很多原始资料已经不存于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