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宋朝的西北边境却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才安定下来。党项族（他们的语言与吐蕃有所关联）活跃在陕西西北和甘肃大部分地区，那里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往来的交汇点（见图2.1）。1038年，党项首领称帝，公然与宋朝对峙。至于应该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宋仁宗的大臣观点不一，这些差异不仅取决于他们是否是强硬派，还要看他们如何推测西夏和辽国宫廷中发生的事件。［9］通过三方谈判，最终宋朝不仅增加了对辽国的岁贡，同时还开始向西夏输送岁贡。给西夏的岁贡包括十三万匹绢、五万两银子和两万斤茶叶。但是，宋称呼西夏的统治者时不用皇帝的称号，只称西夏首领。自此以后，北方处于一种三足鼎立、相对稳定的时期。
在大宋朝廷，作为对主战派政策的反驳，主和派提出了战争费用的问题。尽管主战的民族统一主义者认为这些盟约很屈辱，对国家荣誉而言是一种耻辱，但主和的妥协派能理由充分地指出，这样做的成本远远小于战争成本。在宋朝前三位皇帝在位时期，军队规模迅速扩张，从宋太祖末期的37万人增加到宋太宗末期的65万人，而到了真宗统治后期，更是飙升到近百万人，军队花费占国家全部税收的四分之三。仅河北一省，每年花费在军事防御上的开支就达到了对辽岁贡的大约四十倍。［10］相比之下，即使算上交换使节的费用，与辽国维持和平的总开支也不过国家年度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11］
如果以我们现代的观点来看，输送给辽和西夏的岁贡显然没有对整体的宋朝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即使后来在1042年，宋给辽的岁贡增加到了银二十万两和绢三十万匹，也并没有使辽的黄金储量相应增加，因为宋对辽的出口额远远超过了进口额，这就意味着向辽输送的银两，通过辽支付出口商品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宋。当代有些人甚至认为，宋朝取得的很多成就都应当归功于用金钱换取和平的务实决策。［12］然而在当时，人们似乎很自然地认为，宋给辽和西夏的岁贡有利于辽与西夏，损害了宋朝的利益。
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下决心解决财政与军费问题，这些问题曾让前几任皇帝无法驱逐契丹人和党项人。他拒绝了司马光的论点，即汉人从本质和生活习惯上都无法与天生好战的蛮夷抗衡，不过他赞同王安石提出的谨慎观点，认为在开始军事行动前必须先充实国家的物资储备。宋神宗和王安石在配备良马的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从1074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