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一切发生在1982年秋天，一个已经遥不可及、模糊不清的年代，与现在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时代，难以理解。
仅仅在三年前，瑞典z.府还将同性恋列为疾病，包括尤汉·库贝里（JohanCullberg）这样的心理学权威仍将同性恋形容成一种缺陷。同性恋男子真是幼稚的可怜虫，身心发展还停滞在肛门期，依赖母亲，无法独立自主，简直就是个悲剧。
当时，针对这个议题也有不少瑞典文书籍出版，包括沃斯壮与维德斯坦出版社的《同性恋》一书，声称立场开明，出于善意，或者“致力于为这项怪异缺陷所造成的众多问题提供公正、先进的描述”。这些书籍封底的介绍文字表明了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掘预防同性恋发展的可行性”。《同性恋》一书还引用了动物学家摩根·霍尔加德（MogensHöjgaard）关于所谓“动物世界中异常的出轨力量”的说法。
同性恋会被贴上疾病标签，部分可归咎于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社会运动人士，像卡尔·亨瑞奇·伍瑞克（KarlHeinrichUlrichs）、卡尔·马利亚·卡本尼（KarlMariaKertbeny）与马格努斯·赫斯菲尔（MagnusHirschfeld）等人。他们极力推动的论述与活动，最后却造成同性恋在社会大众眼里，从行为上的恶性负担变成一种生物性缺陷，一种自然界悲剧性的怪异现象。他们的用意本是为了反驳禁止同性恋、对同性恋者处以刑罚的法条，最后却适得其反。
他们的论点是，就算一个人的天性如何病态，那毕竟是他的天性，怎么可以因为天性而对一个人判刑呢？（直到今天，同一论点仍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例如，同性恋者既堕落又病态，同时不道德、违反自然——即使被列举出来的特质往往互不兼容，这种论点仍然屡见不鲜。）
那是一个完全叫人无法理解的年代。我们总认为瑞典是个开明到近乎宽宏大量的国家，而且似乎一直如此。但就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国最大的早报《今日新闻》还拒绝刊登一份讣闻：死者是男性，他最亲近的家属也是男性。
理由是这份讣闻“不值得刊登”。
一个男人哀悼另一个男人的讣闻是“不值得”刊登的。
因此，年轻不安、想要探索自己身份的同性恋者得像拉斯穆斯一样：在确定没人发现时，偷偷摸摸地溜进阿尔维卡图书馆，在标示为“医学”的书架上找寻自己存在
